广松涉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哲学家，其最大功绩莫过于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马克思思想的断代史理论，即马克思从《手稿》到《形态》存在着一个可称作“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的飞跃。这是一个在理论性质上不同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的命题，其核心在于将“物象化论”看作是“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标志，认为“异化论”是《形态》以后马克思予以否定的理论。

那么，广松涉为什么会把异化论看作是马克思不成熟的理论呢？他的理由跟过去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阿尔都塞的不同，他是从异化概念的“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本性这一角度来否定异化论的。我们知道，所谓异化一般是指主体的创造物与主体相对立、相异己的状态。这本来是自笛卡尔以来特有的主客关系逻辑，属于近代的哲学范畴。但是，广松涉在讨论这一概念时，把它的实质归结为带有贬义的“自我异化”。何谓“自我异化”？按照广松涉的解释，“自我异化”就是指主体将自己异化（外化）出去，然后再扬弃异化回归自身的过程，其特点是一个孤立的主体的自我运动，其典型形态莫过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和黑格尔左派的“自我意识”理论。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黑格尔左派曾将黑格尔的“精神”解构为“自我意识”、“类本质”、“人”（der Mensch）等，并运用这一“自我异化”逻辑对当时德国的宗教、国家和政治进行了批判，形成了具有进步色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形态》中所批判的那样，由于“自我异化”逻辑必然要设定一个先验的主体，它将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或者“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时，由于它只需要一个主体即可以自足，而在市民社会中出场的是复数的私有者，因此它无法成为以分工和交换为核心结构的市民社会的说明原理。

那么，《巴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不是也处于“自我异化”的框架之下？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广松涉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在1844年的《手稿》时期，尽管马克思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对国民经济学的初步吸收，已经成功地换掉了他们的主体概念：“精神”或“自我意识”，甚至将费尔巴哈的“人”都看成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Arbeiter），将国民经济学下的劳动看成是异化劳动，但是，从异化劳动的理论架构，特别是从异化劳动的前三个规定，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过程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他将劳动异化直接定义为“自我异化”[39]等事实来看，马克思异化概念仍然属于“自我异化”；而且，在方法论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受到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的话，当时的马克思还主要是依据“自我异化”逻辑完成了对上述三个来源的综合，换句话说，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和共产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自我异化”逻辑的基础上的。因此，从整体上看，《手稿》还是一部“自我异化”的手稿，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左派的框架。[40]

广松涉认为，马克思与自我异化这一概念诀别是在两年后写作的《形态》，其标志是物象化概念的出现。广松涉说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我异化的逻辑本身遭到了批判（自我批判），过去马克思曾在《手稿》中主张的命题被彻底抛弃，取代异化论而登场的是物象化论的逻辑。”[41]所谓物象化（Versachlichung）“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例如，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这样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例如，商品的价值关系，以及主旨稍微不同的‘需要’和‘供给’的关系由物价来决定的这种现象）等等的称呼”[42]。从这一论述来看，物象化与异化不同，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主客关系结构，而是一个包括多个主体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主要指私有者之间的分工和交换关系）结构；其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以商品和货币等为中介的私有者；而且，物象化在理论层次上高于异化，如果说异化论对应的是黑格尔左派的人本主义的话，那么“物象化论”对应的则是唯物史观，“物象化论”的出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广松涉作出了《手稿》是“自我异化”的手稿这一判断的依据是《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片断。那么，他对上述在《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中所凸显出来的《穆勒评注》的态度又如何呢？从整体上看，他对《穆勒评注》采取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首先，他在拉宾论文发表以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恩格斯论》中根本就没有研究过《穆勒评注》，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有关《穆勒评注》的讨论并没有给予关注。在拉宾论文发表以后，他提及《巴黎手稿》的文献学成果的主要是《青年马克思论》（1971年）。在这本书中，他在论述时虽然遵循了《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但是并没有要比较[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片断和《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问题意识，他对《穆勒评注》的考察只是从它是否解决了“私人所有是如何产生的”角度进行的。其结论是，《穆勒评注》不仅没有解决这一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相反还运用了“以私人所有为前提来说明异化劳动”的逻辑，而这与《第一手稿》中的“以异化劳动为前提来说明私有财产”的逻辑自相矛盾，换句话说，《穆勒评注》非但没有解决《第一手稿》的遗留问题，相反还导致了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之间的循环论证。

其次，他对《穆勒评注》中马克思所取得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交往异化概念的评价不高。他认为，尽管有关穆勒和李嘉图评注的《经济学笔记》相对于《第一手稿》而言，其经济学水平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在第三者看来也许还停留在一种可谓夜郎自大的、连马克思本人在晚年也会苦笑的水平”[43]；此外，从马克思的“社会交往异化概念”来看，马克思只是“采取了应该首先定位人作为‘共同存在’的共同存在（Gemeinwesen als solches）这一本来的存在方式的态度，如果以黑格尔的方式来说，可以说就是站在了人伦实体（sittliche Substanz）的视角上”[44]。也就是说，广松涉实际上认为《穆勒评注》的经济学水平只相当于或者稍高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而在继续沿用“自我异化”逻辑这一点上，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整个《经济学笔记》与《第一手稿》是同等水平的作品，从《第一手稿》到《穆勒评注》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45]这就是广松涉对《穆勒评注》的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