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研究史上，曾出现过一场著名的“早期马克思论争”[37]，论争的双方就是正在逐渐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广松涉和望月清司。这场论争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不仅涉及我国学者鲜为关注的有关《穆勒评注》的评价以及重构马克思的异化论等一系列难题，而且其结果还导致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突破了传统的异化论解释框架，完成了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广松涉和望月清司的这场“早期马克思论争”的背景是当时国际上关于《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当时的文献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所谓《巴黎手稿》实际上包括《经济学笔记》（特别是《穆勒评注》）和《手稿》两个部分，二者在内容上是不可分割的；第二，《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这两个结论要求人们：第一，在研究《手稿》时必须要结合《经济学笔记》，至少要将《穆勒评注》纳入《手稿》的体系中来研究；第二，由于《穆勒评注》是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研究，而《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往往被视为哲学研究，因此将《手稿》和《穆勒评注》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要将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两点要求后来成为日本学者研究《手稿》的前提。森田桐郎曾对此作过这样一个概括：“那种无视《穆勒评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单独将《经济学哲学》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其他部分割裂开来的做法会导致曲解和歪曲马克思的异化论。”[38]

由于这一《手稿》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往不受重视的《穆勒评注》的文献价值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凸显出来，从而使日本的《手稿》研究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营造出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手稿》研究的新局面。新局面的出现必然会带来对《手稿》的新解释，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论”就具有这样的性质，这也决定了它必然要与日本当时已有的早期马克思研究、特别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广松涉的异化论解释发生冲突。下面，我们将围绕着对《巴黎手稿》异化论的评价问题，对广松涉与望月清司之间的分歧作一个介绍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