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穆勒评注》又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分道扬镳之处。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物象本身逻辑”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黑格尔的水平上，而是将他的近代社会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是实质性的一步。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马克思更强调人的社会化进程中异化和物象化的消极意义。在黑格尔那里，人异化的结果是社会性的获得；自我意识相互斗争的结果，是相互承认。也就是说，尽管这里面仍然有异化、分裂和斗争，但人类会在“物象本身逻辑”引导下，最终进入到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幸福的“精神”世界、“人伦王国”。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人异化的结果同时也会使异己的外部世界日益强大，人沦落为物象世界的奴隶；人们互相争斗的结果，是所有人都被物象所打败，物象成为世界的主宰。对马克思而言，异化和物象化是一个很糟糕的结果。

对异化和物象化的这一否定性认识反映在《穆勒评注》的理论展开上。譬如，对货币的讨论，《穆勒评注》在按照抽象化程度，即“个别的私人所有物→贵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的顺序进行的同时，也是按照其与人的异化的深重程度排列的。从马克思对货币的批判来看，他显然更强调货币给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事实上将货币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对立物，看作是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与马克思相比，黑格尔的货币认识要积极得多，在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他对货币只是从它为个别性上升为普遍性提供了契机这一角度来理解的。这一差别也决定了马克思的立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黑格尔，正像马克思所评价的，还只能是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

（2）马克思发现了个人的社会化进程同时也是社会的分化和分裂过程，并以这一分化和对立把握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黑格尔虽然也意识到了市民社会中“贱民”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贫富分化问题，但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说明为什么市民社会会出现两极分化，会出现雇佣工人和资本家这两大阶级，当然，他也更不可能以阶级对立框架来认识近代的市民社会。

总之，黑格尔并没有将市民社会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视为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总是选择使对立双方和解的道路。而马克思则与此相反，他的目的是要从市民社会中找到能够炸毁市民社会的因素，因此他一定要在其中找到无法调和的绝对矛盾，并以此来完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证明。这一点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对个人到社会演进逻辑上的最大分歧。如果以一个图示来表示马克思的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如果将这一图示与第八章中黑格尔的“物象本身逻辑”图示作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

（1）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劳动的异化形式：一种是异化劳动，即后来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另一种是营利劳动，即一般私有制下的私人劳动。而黑格尔并没有作出这种区分。

（2）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它会使同权的市民发生分裂：一类为资本家；另一类为雇佣工人。与此相对应，“市民社会”将转化为以资本和剥削为核心的 “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76]。这也就是图示中的中间部分，即“从异化劳动（雇佣劳动）”到“资产阶级社会”。尽管在《巴黎手稿》阶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成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和剩余价值规律理论，但他已经天才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异质性。而黑格尔最终也没能作出这种概念区分，在他那里，一切都属于市民社会。

（3）马克思从个体到社会的演进逻辑要比黑格尔的激进得多。仅从这一图示的前半部分，即从“营利劳动”到“市民社会”部分来看，马克思与黑格尔基本相同；而从这一图示的后半部分来看，两者则有巨大的区别：除了多出了从“异化劳动”到“资产阶级社会”这部分以外，在从“资产阶级社会”向“社会”的转变中，马克思也并没有诉诸“陶冶”和“良心”这类因素，而是诉诸铁的经济规律和激烈的“革命”和“斗争”（“扬弃异化”）。当然，在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非道德本质，像“良心”这样的道德因素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早已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已经被消解，马克思因此而放弃依靠道德教化来实现个人到社会的可能性，拒绝“道德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不仅使马克思区别于黑格尔，而且还使他区别于同时代的费尔巴哈和赫斯以及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区别于当代的一些思想家，譬如霍耐特以及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