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第一评注》开头部分讨论的是货币。马克思是在摘抄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三 论交换”的“中介”一节时，突然转入对货币的分析的。从形式上看，这一部分好像是对穆勒货币理论的阐发，但从内容上看，实际上是他以独自的视角对国民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全面批判，更进一步说，是他借助于货币理论对国民经济学条件下人与社会关系的剖析。

在对穆勒著作进行了摘录和综述以后，马克思从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第一句话是：“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所有（Eigentum）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为（der menschlicher，gesellschaftlicher Akt）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materielle's Ding ）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4]这是马克思对自己研究货币的基本立场的说明，即不是从流通手段的角度，而是从为什么人的社会行为会异化为货币的角度来讨论货币。这与国民经济学的视角截然不同。

在马克思看来，人本身就是一种“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的存在物，这是人的本质。在这种本来的交往活动中，人们相互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实是人本身。由于劳动产品本身是人的体力和脑力对象化的结果，它反映着人的本质力量，即人格本身。因此，劳动产品的互相交换和互相补充也即意味着人格之间的互相交往和补充，如果有交换中介的话，那只能是人格本身；反过来说，既然人格本身成为中介，那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中介。这是人和人交往的理想状态，故马克思才称这种“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为“人的、社会的行为”。

但是，一旦人们让某种特定的物象，譬如金银充当了这种互相补充活动的中介，人与自己对象物之间的关系将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即“物象（Sache）的相互关系本身、人的操作物象却变成了在人之外而且在人之上的本质的操作”[5]。也就是说，“物象的相互关系”成为凌驾于人与人关系之上的主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过来会成为物象之间关系的附庸。这当然是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人变成了中介（货币）的奴隶，而中介变成了“真正的上帝”，从而带来了中介拜物教或者货币拜物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因为，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中介（Mittler）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而最初似乎是，只有在这个中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中介才有价值”。也就是说，代表人格的对象物反过来依赖于中介，人与中介之间的地位发生了颠倒，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在货币出现以后，“这种颠倒是不可避免的”[6]。

马克思以基督在人与神之间地位的变换为例，形象地揭示了作为中介的货币从个别上升为普遍，最终拥有绝对的权力的逻辑进程：“基督最初代表：（1）上帝面前的人；（2）人面前的上帝；（3）人面前的人。同样，货币按照自己的概念最初代表：（1）对私人所有而言的私人所有；（2）对私人所有而言的社会；（3）对社会而言的私人所有。”[7]这一类比，如果用一个表格来表示的话，就是：

基督一开始是“（1）上帝面前的人”，但对人而言，他又是“（2）人面前的上帝”，因此“基督是外化的上帝和外化的人”，对于人和上帝而言，他都只不过是第二性的，是中介。但是，由于“上帝只有在它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人也只有在他代表基督时才有价值”，结果作为中介的基督竟然成了“（3）人面前的人”。此时后面的“人”绝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作为一切人的标杆的人。即，如果你要成为人，就必须首先成为基督。这样一来，作为人与上帝之间中介的基督开始不再依赖于人和上帝这样的实体，反而成了第一位的，拥有了决定人和上帝的绝对性。

货币的情况也是如此。本来，货币对个别的私有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私人所有，即“（1）对私人所有而言的私人所有”；但这种私人所有一旦成为一般等价物，那么它也就拥有了普遍性，变为“（2）对私人所有而言的社会”；再进一步，一旦一般等价物被固定为金银那样的中介，情况将发生彻底的变化，中介变成了“（3）对社会而言的私人所有”，即它仿佛不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私人所有，反过来任何私人所有都只有通过它才能变为现实，这样一来，中介就拥有了绝对权力，变为一切私有者的主宰。[8]

人使用中介的结果却使中介拥有了支配人的权力，这显然与人的初衷相悖，是一个可悲的结果。既然如此，人为什么不停止使用中介呢？或者说，人为什么会让私人所有发展到货币呢？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