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评注》解读（上）

在第六章的结尾，我们曾作过预设，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完成了从孤立人到社会关系的视角转变；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这一转变过程，我们又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追溯了黑格尔关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在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在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正题上来，考察一下《穆勒评注》中的马克思究竟如何完成了这一转变。

在第七章的开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大胆的假说，即马克思关于孤立人向社会关系的过渡逻辑来源于黑格尔，《穆勒评注》中的思想跟黑格尔有很大的类似性。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国外学者很早就给予了关注。被称为黑格尔主义者的卢卡奇自不待言，他的《青年黑格尔》就是对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之间思想关系的比较研究；另一位黑格尔主义者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也指出，耶拿时期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非常相似，称“在对劳动概念的进一步阐明中，黑格尔实际地描述了现代商品生产的劳动特征的方式。确实应该承认，黑格尔进一步接近了马克思的抽象和普遍劳动的理论”[1]。卡尔·洛维特也曾说：“如果马克思能够领会耶拿讲稿中的批判阐述和对斯图亚特的国民经济学的评述的话，他就会比在对《精神现象学》的研究中更直接地从黑格尔的问题出发提出他自己的问题来。”[2]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强调早期黑格尔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类似性。但是，马克思在有生之年不可能阅读到耶拿《精神哲学》草稿，因此这种类似性的出现只能得益于马克思对《精神现象学》的吸收。他通过研读《精神现象学》和国民经济学，天才地把握到了耶拿草稿中黑格尔的思想脉搏，并以自己的方式批判性地发现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将这一辩证法应用于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