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的体系》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黑格尔最早的经济学系统研究成果。在这部书稿中，黑格尔已经全面地吸收了斯图亚特的国民经济学思想，对需要、劳动、享受、占有、生产、所有、工具、分工、商业、价值、货币等一系列经济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试图将这些范畴改造成哲学范畴，纳入到其哲学体系的建构中来。

劳动是近代社会的构成原理，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人伦的体系》的一开始，他就将劳动设定为构建“人伦的体系”的起点。但是，此时的劳动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家政学”中的一般的劳动，而是近代社会特有的私人劳动。这种劳动虽然也是“需要（Bedürfnis）——劳动（Arbeit）——享受（Genu?）”这样的“三位一体”结构[47]，但这一结构被解释成了“劳动到市场交换再到消费”的循环。也就是说，原本这一“三位一体”是个体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循环，现在这一封闭的循环被打破，成为一个向他人和市场开放的“三位一体”，必须要借助于他人与市场才能完成。这种劳动显然是古代所没有的，是近代的劳动。黑格尔给它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即“剩余劳动”（überflüssige Arbeit）。这一概念也是《人伦的体系》的核心范畴。

这一概念的奇怪之处是“剩余”一词。那么，什么叫做“剩余”？黑格尔给出的解释颇为有趣。即，本来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要从事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是多余的，劳动是必需的；同样，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也不是多余的，而是必需品。但是，由于近代劳动的分工本性，生产者只是某种特定产品的劳动者，他需要生产超过他本人需要的“多余的”产品，以此来换回自己的其他必需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者占有产品的意义对于劳动主体而言已经发生了质变：“这种占有，已经丧失了作为主体对实践情感的占有的意义，对主体而言它已经不再是满足欲望所必需的东西，而是剩余（überfluβ）。”[48]也就是说，“剩余”是超过自己需要的“纯粹的量”，是多余的劳动产品。

“剩余”既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而生产的，那么生产它肯定就有别的目的。这一目的就是要拿它同别人相交换，以满足自己的其他需要，黑格尔称之为“需要的整体性”。当然，要实现这一交换，就必须要让“剩余”具有能够满足别人需要的属性，用黑格尔本人的话说，就是“需要的抽象物”或者“使用的普遍可能性”[49]；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用价值。

但是，仅仅具有“使用的普遍可能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让“剩余”进入现实的“交换”（Tausch）过程。但是，自己的“剩余”为什么能够与他人的“剩余”进行交换，再进一步地问，怎样交换才算作合理？这显然需要一个交换比率。这也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问题。黑格尔也意识到了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在定义了“剩余劳动”之后，马上就进入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个人因自己的劳动而拥有了对“剩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一权利的纯粹的无限性、这一权利的不可分离性一旦反映到物这一特殊的东西中，就会变成一个物（Ding）与其他物之间的相等性（Gleichheit），而且，这种一物和他物的相等性的抽象形态、具体的统一和权利就是价值（Wert）。或者毋宁说，价值本身就是作为抽象形态的相等性、就是观念的尺度。而在现实中人们所看到的经验的尺度就是价格（Preis）”[50]。也就是说，个体之间之所以将自己的所有物拿出去以及能够进行交换，是因为这些物中包含着某种“相等性”，即价值。至于这一“相等性”的本质，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价值的实体”究竟是什么？黑格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不过，在这里，黑格尔已经天才地猜测到了交换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个别性的物中包含了某种普遍性或者说共性这一点。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分析了货币：“作为普遍、（满足）一切需要的可能性，在无差别中所设定的剩余，就是货币（Geld）。……货币是普遍，一切必需品的抽象形态，一切必需品的中介，与此同样，交换剩余的商业（Handel）是被这一中介所设定的活动。”[51]从这一规定来看，黑格尔已经清楚地知道，货币的中介性质来自对必需品共性的抽象。

就这样，黑格尔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了近代劳动的本质是为了交换的“剩余劳动”；交换的结果必然会出现价值；货币最终成为人们彼此交换“剩余”的中介。这一“剩余劳动→价值→货币”的叙述过程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的展开顺序：“商品→交换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颇为相似。当然，从经济学的科学性来看，黑格尔的“剩余劳动”、价值、货币等范畴还跟马克思的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黑格尔对这些范畴的讨论毕竟比马克思早了40年，而且是发生在那个以抽象闻名于世、被费尔巴哈批判成“神学”的哲学家身上，这是令人惊讶的。

但是，黑格尔毕竟不是经济学家，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不是要建构什么经济学体系，他是要说明，在近代社会中，人们将必然会结成一个“普遍的相互依赖”的体系，即“需要的体系”。在《人伦的体系》“三、人伦”的“国家体制”中的“公正的身份”部分，黑格尔这样写道：“需要的体系，在前面，形式上被概念地理解为物的普遍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独立于自己需要的整体性。他的劳动，或者满足他的需要的能力的任何形式都不能保证满足这种需要。对他而言，他所占有的剩余能否满足需要的整体，依赖于一种异己的力量（fremde Macht），他对这种力量无能为力。反映他的剩余的价值的，即对剩余的需要关系的，是与他相独立的、不安定的东西。这种价值本身，依赖于需要的整体和剩余的整体。而且，这一整体，是几乎不可能认识的、看不到的、不可能预测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在量的关系上，是无限多的个别性的总和，在质的关系上，是由无限多的质所合成的。个体与由个体组成的整体之间的，以及作为观念的整体与个体的这种相互作用，作为规定价值的东西，像波浪一样不断地上下起伏。”[52]

这段话更是令人惊讶。因为其中包含了类似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拜物教”批判的内容。譬如，黑格尔提到，近代社会是一个人们彼此互相依赖的分工和交换的体系，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体系之外，否则他的需要将无法得到满足；控制这个体系的，是在自己之外的异己的普遍性力量，即价值；价值虽然与每个劳动者的“剩余”有关，但任何一个具体个体都对价值规定无能为力，价值的规定依赖于一个看不见的整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价值是无法预测的，价值来源于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它会“像波浪一样不断地上下起伏”；“需要的体系”尽管“是几乎不可能认识的、看不到的、不可能预测的力量”，甚至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但是，它却可以使个别趋于普遍，使偶然趋于必然，使特殊趋于均衡。从本章的主题来看，这一结论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这一结论中，包含了使个别上升为普遍、个体过渡到整体的可能性。

总之，这是一个吸收了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家的洞见，是一个高水平的近代社会认识。那么，既然《人伦的体系》中的经济学研究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当时的黑格尔为什么没有发现国民经济学就是自己所要解决的个体与整体二律背反的途径呢？行文至此，我们恐怕必须得回答这个问题。的确，如上所述，《人伦的体系》中已经包含了高水平的劳动理论和分工理论，甚至提出了“需要的体系”这样的思想。但是，黑格尔却没能让它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人伦的悲剧”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人伦的体系》中，他更多的是对劳动和分工范畴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譬如，他在讨论抽象的劳动时，强调的是分工劳动和机械劳动给人带来的异化后果，如整体的劳动被分割，劳动的多样性被排除，生命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等。这种态度颇似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中第一次面对劳动和分工时的做法，即强调国民经济学状况下劳动和分工的非人性。这种消极态度会阻碍黑格尔将它们提升为构成原理，并以此来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问题。

其次，此时的黑格尔还没有形成一个市民社会的概念。我们知道，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是个体和整体、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某种意义上，市民社会就是“物象本身”，因此它的形成可看作是黑格尔解决了个体与整体关系问题的标志。在《人伦的体系》中，尽管黑格尔也讨论了经济和法律等市民社会概念的专属领域，并对其中的基本要素，譬如占有、所有、交换、契约、人格、法律等进行了分析，故有人说《人伦的体系》是最早的《法哲学原理》[53]。但是，如果仔细对比《人伦的体系》和《法哲学原理》，我们就会发现，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在篇章构成上，《人伦的体系》采取了“自然的人伦”→“否定的人伦”→“绝对的人伦”——原题为“关系中的绝对的人伦”（Die absolute Sittlichkeit nach dem Verh?ltnis）→“否定的东西，或者自由，或者犯罪”（Das Negative oder die Freiheit oder das Verbrechen）→“人伦”（Sittlichkeit）——这样的三段论，从形式上看，这一三段论与《法哲学原理》中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颇为相似，但从内容上看，“否定的人伦”并不具有后来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在“否定的人伦”一节，黑格尔并没有讨论个体的自由、主体性和恣意性——这本来是市民社会的主题——而是只讨论了“犯罪、掠夺、盗窃、暴力、杀人”等；而且，其中的主体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传统的家庭；“否定的人伦”基本上处于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庭的延长线上，其中的关系还属于为名誉而斗争的骑士关系，而非“需要的体系”中的相互依赖关系。

总之，在耶拿前期，“人伦”哲学的建构与对国民经济学的吸收，这两者就像“木质的铁”——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过的比喻——一样，还没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导致黑格尔在解决“人伦的悲剧”时，最终还是不得不诉诸古代的共同体主义。但是，这一对国民经济学的吸收和洞察，为黑格尔接下来的思路转变，跳出承认理论模型，最终找到“物象本身”概念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