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井正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证明了异化劳动理论是一种循环论证。他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手稿》中的异化和异化劳动这一概念是用来说明私人所有的起源的”，这是《手稿》中“极富特色的事情”[18]。而日本学界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大井正认为，尽管“从异化劳动来说明私人所有”是当时马克思区别于国民经济学的“最大功绩”，但是这一理论存在着重要的缺陷。

第一，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开头，马克思就已经陷入了循环论证。异化劳动从何而来？面对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中推出来的，而这一“国民经济学的事实”，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就是“私人所有的事实”。这就等同于说，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运动的结果。但是，在进入对异化劳动规定的讨论以后，他不仅没有对这一点作出任何说明，相反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的结尾，又断言“私人所有是从异化劳动中推出来的”。因此，在这一节的开头和结尾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循环关系（相互作用）”[19]。

第二，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曾这样问：“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20]从这一设问来看，此处的异化主要是在“产品被他人无偿占有”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且“它到底属于谁的”这种设问本身，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特殊的私人所有关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为考察‘私人所有’的产生，已经将从‘私人所有’那里得来的‘异化劳动’，即‘异化’第二层含义上的‘异化劳动’概念当作了出发点。在这里结论被当作了前提。”[21]因此，这是“试图从已经在自身内部包含着‘私人所有’的‘异化劳动’中再一次推出‘私人所有’”[22]。

第三，马克思曾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3]由这一表述可以推出，异化劳动总是以“人对他人的关系”——这里当然包括私人所有关系——为前提的。

因此，在大井正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那么，该如何避免这一循环论证呢？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对私人所有的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私人所有起源的标准解释莫过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即私人所有来源于社会分工、剩余产品和商业。而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才符合这一标准。在《形态》中，马克思对私人所有起源的解释，并没有使用异化劳动理论，而是改用分工理论。因此，大井正认为，马克思是在《形态》中最终解决了这一循环论证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大井正的这一主张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说法。在日本，以服部文男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支持这一说法。[24]当然，在我国也不乏支持者，譬如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先达就持这一观点。他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也提到了异化劳动理论所包含的逻辑困难，即没有私人所有就无法说明异化劳动。在展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时，他指出：“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著作来看，他所说的产生私有制的异化劳动的最初形式是指分工、交换等等。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引起分工、交换的发展，从而产生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阐述了这个思想，指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形式，因为分工使各个人的活动总和成为一种人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25]从这一论述来看，他认为《形态》中的“分工带来私人所有”的说明是正确的，但同时又认为“分工是异化劳动的形式”，因此他保留了《手稿》中“从异化劳动说明私人所有”这一进路。这是他与其他论者的不同之处。

总之，从大井正的论述来看，他是通过马克思后来在《形态》中解释框架的转换，即从异化理论转向了分工理论来解决循环论证问题的。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在《巴黎手稿》内部去解决问题的努力。所幸的是，接下来的几位日本学者并没有满足于他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