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回答私人所有的起源和私人所有的本质。在[资本的利润]一栏的开头，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1]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资本？对此，他预先给出了答案，即“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2]，更准确地说，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他人的劳动。

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的开头，马克思回顾了他先前在收入的三个来源[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部分的论述，指出了摆在人们眼前的“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即一方面，作为资本家私人所有的资本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劳动者却丧失了私人所有。整个社会呈现出了“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的对立状态，从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3]。这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严酷的社会现实！但奇怪的是，以说明近代社会本质为己任的国民经济学家却对此未作任何说明，而是由此出发直接演绎出了一整套的国民经济学体系。[4]这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说明”或者“无法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家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他以教训的口吻说道：你们只不过是试图从表面的经济“规律”或“运动的联系”来说明这个事实，但实际上，正像用“偶然的外部情况”来说明“竞争”的必然性那样，你们“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或者像神学中的“原罪”那样，“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5]。但是，这种做法只能证明你们的无能！

你们解释不了的东西，我能！26岁的马克思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而此时的马克思只是一个接触英国经济学还不到半年的哲学博士。他采取了自己专业领域惯用的方法：要说明这些事实，就只能透过现象抓到本质，就是必须以概念来把握（begreifen）私人所有[6]，即首先要在“概念”——黑格尔意义上的、对现象的规律性认识——的高度去解释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然后来证明“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他人的劳动”以及说明“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必然对立的原因。

为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开始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重新界定一遍他眼前的“一个国民经济学的、当前的事实”（ein national?konomisches，gegenw?rtiges Faktum）：“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7]显然，马克思眼中的事实与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事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尽管对国民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一个当然的事实，无须判断其合理性；但对马克思而言，这是一个必须予以分析并给出价值判断的事实。他接着上面的话说道：“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象化的（Sachlich gemacht hat）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Verwirklichung）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Entwirklichung），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领有（Aneignung）表现为异化、外化。”[8]从这一论述来看，马克思不仅不认为这一事实是“当然的”，相反认为它是与事物的本来状态或者说应有状态相矛盾的，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悖谬的。这是在讨论伊始马克思表现出来的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根本差别。这说明，马克思站在了与国民经济学家截然相反的立场上。

马克思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异化劳动是他选择的揭开私人所有秘密的概念装置。在对那一著名的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界定接近尾声的时候，即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 的最后部分，他又回到了私人所有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设问上来。他的结论是：“私人所有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人所有这一概念。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人所有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人所有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9]

到这里，马克思终于履行了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开头时许下的诺言：要说明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问题。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的原因，“私人所有是外化劳动的后果”！在此基础上，他还引申出了“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0]这样一个命题。尽管当时马克思还没有确立起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等概念，但是他却天才地得出了“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他人的劳动”以及“工人生产出了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足可以跟《资本论》相比肩的命题。[11]能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对他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无怪乎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称“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2]。就是说，他因推出了上述新命题，就自认已经超出了国民经济学的水平。

但是，正当我们为马克思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并获得了如此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的时候，马克思本人的论调却突然出现了变化。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的本来目的是要反对“从私人所有推出异化劳动”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做法，因此要反其道而行，尝试着“从异化劳动推出私人所有”。但是，在气势如虹地得出这一结论以后，正像从上述引文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却突然发出了示弱的信号，即“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好像是在说，“从异化劳动推出私人所有”这样的前因后果关系变成了“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的相互解释关系。如果说，这里的示弱还不够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论述则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私人所有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人所有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Mittel）。”[13]前者“私人所有是外化劳动的产物”符合马克思最初的问题设定，问题是“私人所有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这句话，由于是劳动外化的“手段”，故私人所有在逻辑上是占先的，是说明异化劳动出现的原因。这与马克思最初的设定显然是矛盾的。事情还没有完，马克思接下来又说道：“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注意！此时作为阐明国民经济学范畴的概念装置不仅是“异化劳动”，而且还包含了“私人所有”，这样一来，“私人所有”不也成了说明“资本”等范畴的原因了吗？而这与他要从异化劳动来说明“资本”的初衷难道不是矛盾的吗？马克思几乎已经退到了先前立场的底线。

第二，马克思在进入对“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的解释之前，突然又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1）从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das wahrhaft menschliche und soziale Eigentum）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15]

从（1）来看，马克思要从“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的关系”角度来说明“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从（2）来看，马克思要“把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即要在解决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之前，先解决异化劳动的历史起源。那么，异化劳动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对此，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予以回答，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马克思追问异化劳动起源的目的，即仍然是要解决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

总之，从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这两个任务来看，尽管角度不同，他还是在说要去解决“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和“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但是，这难道不是他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开头给自己的任务吗？还有，就在刚才，他不是已经宣称超越了国民经济学，用异化劳动概念说明了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了吗？马克思为什么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已经解决的问题上呢？如果问题已经解决，再提出这一任务显然有悖于常识，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突然意识到实际上自己离解决问题还差得很远。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自己迄今为止的解决思路，即“从异化劳动到私人所有”出了问题。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正当我们要从《第一手稿》中寻找答案的时候，很遗憾，作为一个事实，《第一手稿》到此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