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异化概念以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差异。有了这一前提，再来考察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就会容易得多。

一般说来，《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中的异化概念并不是一般的异化，而是一种特殊的异化，即“异化劳动”（entfremdete Arbeit）。按照[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马克思本人的叙述，这一异化劳动概念包含四个规定：

（1）劳动产品的异化（“物象的异化”）；

（2）劳动活动的异化（“自我异化”）；

（3）类本质的异化（Entfremdung des Gattungswesen）；

（4）人与人的异化（die Entfremdung des Menschen von dem Menschen）。

但是，考虑到马克思这些规定的复杂性以及学术史上关于这些规定的讨论，前两个异化规定也可以分别称作“物象的异化”和“自我异化”。从这四个规定来看，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和（2）规定直接跟人的劳动相关，是符合字面意义上的劳动的异化；而（3）和（4）规定，严格地说，并不是指劳动的异化，而是指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人本身的异化，因此称（3）和（4）为异化劳动的规定并不是很准确。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这四个异化规定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从劳动产品，到劳动活动本身，再到作为“类”的人，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个规定呈现出从物到人，从单个人再到复数人的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是在试图建构一个完整的异化劳动概念体系。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深入到他的异化劳动概念体系本身，就会发现，看似完整的四个规定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有待说明的难题。从本书的主题出发，我想从所谓的“自然的异化”、第一规定向第二规定的过渡、“类本质”的特殊性、“人同人相异化”的困境等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些困难。当然，这绝不是要否定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意义，而是要揭示马克思过渡到交往异化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