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我们遵循第一条“文献学推断原则”对“陶伯特说”所作的验证和反驳，下面我们再从第二条“思想水平推断原则”来考察一下“陶伯特说”的论据。

陶伯特从思想水平角度所作的证明比较简单，在《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一文中，她这样写道：“（1）在穆勒的基础上，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交换的中介，而且还对私人所有为什么必须发展为货币进行了说明。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虽然也同样谈到了货币的作用，但是却没有利用比这更全面、更正确的《穆勒评注》中的观点的痕迹。（2）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将人的活动的交换以及人的产品的交换视为类的活动和类的享受，与仅仅从交换和商业来把握人的共同体的国民经济学进行对决。（3）与此相关，马克思这样论述道，在交换关系下，劳动变成营利劳动；而且活动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变成分工。这样一来，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的评价，即‘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的确达到了《穆勒评注》中一般化评论的顶点，而且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还讨论了国民经济学内部关于分工理解的差异，从这点来看，《第三手稿》要比《穆勒评注》高出很多。但是，另一方面，《穆勒评注》的讨论又远比《第三手稿》详细、彻底，问题意识丰富。”[55]

这几乎是我们从她的论文中能够找到的跟这一证明相关的全部论据。从这一论据来看：她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她认为，《穆勒评注》中的货币理论要比《第三手稿》“更全面、更正确”，故《穆勒评注》应该是“在笔记Ⅲ中中断的、对这一论题讨论的继续”[56]；但是，另一方面，她又认为《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对分工的评价“达到了《穆勒评注》中一般化评论的顶点”——这个所谓的“一般化评论”大致是指（2）和（3），且在《第三手稿》中他“还讨论了国民经济学内部关于分工理解的差异”。因此，“《第三手稿》要比《穆勒评注》高出很多”，《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之前“这一假说也不能被抛弃”[57]。姑且不管陶伯特本人这一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权且就像鲁克俭那样，将她视为一个坚定的“陶伯特说”的始作俑者，只分析她所说的《穆勒评注》中的货币理论要比《第三手稿》“更全面、更正确”这一点。

但是，当我们一旦开始这一工作，却发现陶伯特给出的理由实在有限，即仅仅是“（1）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交换的中介，而且还对私人所有为什么必须发展为货币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在这两点上，《穆勒评注》的思想水平超出了《第三手稿》。但是，作为事实，《第三手稿》的[货币]一节也有关于“把货币视为交换的中介”的论述，没有的只是对“私人所有为什么必须发展为货币”的说明而已。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表明整个《第三手稿》的理论水平低于《穆勒评注》，或者《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之后，因为这一现象完全有可能是因为《第三手稿》[货币]一节讨论货币问题的角度有别于《穆勒评注》，或者是因为《穆勒评注》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展开，在[货币]一节无须再予以讨论所造成的。

2002年，罗扬在一次题为“MEGA中马克思摘录笔记的刊行”的国际会议上，提交了《理论的诞生——以1844 年笔记为例来看马克思笔记的重要性》一文，该文大部分关于文献学方面的内容已经在他的那篇写于1982年的论文中出现过，没有太多的新意，但是就本节讨论的主题而言，他在一个注释中提及的问题却颇值得玩味：“至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所作的摘录，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它们究竟作于何时。新 MEGA第Ⅳ/2 卷的莫斯科编者认为，马克思在写第二手稿之前作了这些摘录； 新 MEGA第Ⅰ/2 卷的柏林编者认为，马克思在写完第三手稿后才作了这些摘录。我认为，我以前对后者的论证所作的批评仍然有效（Jürgen 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 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S.30）。另一方面，考虑到马克思的评论的内容和风格，柏林的编者似乎又是正确的，至少就关于穆勒的《原理》所作的摘录而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在写作第三手稿前就阅读了穆勒的著作。”[58]这里的柏林编者是指陶伯特。从这段话来看，罗扬在坚持自己当年的立场的同时，开始部分肯定陶伯特的结论，即《穆勒评注》是《第三手稿》的继续。

罗扬之所以做出这一让步，从他明确地宣称自己那篇《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对陶伯特的批评“仍然有效”来看，并不是因为陶伯特的文献学的论据更为可靠，而是认为从思想水平来看，也存在着《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之后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他在接受日本《季报唯物论研究》主编田畑稔的采访时说得更为明确。[59]即，马克思也有可能是在《第三手稿》的[货币]一节以后，意识到了自己关于货币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于是又重新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研究，摘录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货币”一章；或者，按照马克思在[货币]片断之前所写的那一“序言”所言，他要准备写一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著作，那么[货币]一节可能是这一工作的开始，而《穆勒评注》则是[货币]一节的继续。之所以不能排除上述可能性，主要是因为《穆勒评注》中的货币认识要比[货币]一节复杂得多。譬如，马克思说：“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为异化了……”等等，这些思想是《第三手稿》的[货币]一节所未能涵盖了的。[60]

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成了如何判断《第三手稿》[货币]片断和《穆勒评注》中货币认识的高低，而这要受阐释者主观立场的制约。在他们看来，《穆勒评注》中的某些货币认识高于《第三手稿》的[货币]片断，故《穆勒评注》的思想水平高于《第三手稿》。而在我看来，尽管《穆勒评注》有关货币的某些认识的确是《第三手稿》[货币]片断所不能容纳的，但是[货币]片断仍具有对《穆勒评注》货币认识的总结性质。因为，在[货币]片断中，不仅有对国民经济学状态下货币拜物教的批判、货币神秘性的批判，还有对货币作为普遍的中介所起到的连接分工以及社会之积极作用的肯定，譬如“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通用的分离剂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辅币（Scheidemünze），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化合力。”[61]像这样明显地肯定货币社会联结作用的认识，显然比《穆勒评注》更进了一步。

其实，仅仅从货币认识角度来判断《第三手稿》和《穆勒评注》思想水平的高低，从证明上来说是不充分的。因为，《穆勒评注》的论题绝不仅仅是货币一个，还有分工、交换和异化概念等等。从其他论题，譬如从对分工的认识来看，包括陶伯特本人在内，人们都认为《第三手稿》的[分工]片断明显高于《穆勒评注》的分工认识，是对“《穆勒评注》中一般化评论”的总结。既然如此，仅从货币认识一个角度出发就断定整个《穆勒评注》的水平高于《第三手稿》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如果撇开以货币、分工或者交换等某一个概念为标准来评判这一做法，从更大的视角，譬如从理论框架的高度来审视《第三手稿》和《穆勒评注》之间的思想关系，那么我们不得不说，《第三手稿》的思想水平明显高于《穆勒评注》。本书所努力证明的其实也正是这一点。

总之，即使从“思想水平推断原则”的角度出发，陶伯特的《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之后的推断也不足以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如此，本书仍然遵循了《巴黎手稿》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写作的原则。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否则这一原则不会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