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人们对《巴黎手稿》的成立过程和内在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为我们正确地理解 《巴黎手稿》提供了前提，而且对它的成果的应用还可能会给马克思研究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进展。

以前，人们把《手稿》的思想与意义都归结为《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思想水平高于《资本论》时期，并借此来否定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但是《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则使上述观点遭到质疑。因为，按照罗扬的说法，有关异化劳动的《第一手稿》只不过是马克思那一时期经济学研究的手稿之一，根本代表不了巴黎时代马克思思想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据拉宾的考证，异化劳动理论所依据的萨伊、斯卡尔培克、斯密等人著作的摘录，是属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第一个阶段的成果。而在阅读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著作以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认识水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因此，相对于《穆勒评注》以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认识而言，这一时期的异化劳动理论是很不成熟的。这样一来，将异化劳动理论抬高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的做法至少就缺少了文献学上的支持。

过去，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当我们发现异化劳动理论中存在着不成熟或自相矛盾的表述时，往往不能给予客观的评价，相反为了维护马克思理论的完整性而替马克思“自圆其说”。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异化劳动理论存在的问题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的伟大。上述文献学研究成果，譬如拉宾所提出的“两个阶段”就可以为我们打消那些不必要的顾虑，使我们更实事求是地看待《第一手稿》中存在的问题，譬如，我们将要在下一章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规定在逻辑上的不自洽以及无法解释“人同人相异化”等问题。

与对《第一手稿》中异化劳动的评价相关，《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还促使我们思考：迄今为止我们是不是对《巴黎手稿》的其他部分，譬如说《穆勒评注》关注得不够？由于《穆勒评注》属于《经济学笔记》，过去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手稿》的“附录”或者干脆将其排除到《手稿》之外。但从上述文献学研究可以看出，《穆勒评注》的意义绝不仅如此。1966年苏联《哲学问题》在发表俄译本《穆勒评注》时曾加过一个“序言”，在这个“序言”中，编者对《穆勒评注》的地位与意义作过这样的评价：《第二手稿》是《手稿》的主体部分，它包含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同这一部分相比，《第一手稿》只不过是为写《第二手稿》所做的准备，而《第三手稿》则是对《第二手稿》的补充。由于《穆勒评注》写于《第二手稿》之前，而且“在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任何一本曾引用过这些评注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内容被利用到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那一1844年的《第二手稿》当中”[62]。如果俄译本“序言”的推测属实的话，《穆勒评注》实际上是《第二手稿》的基础，通过对《穆勒评注》的研究可以推测出《第二手稿》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穆勒评注》是我们理解《手稿》的关键。不仅如此，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穆勒评注》以及第二和第三《手稿》无论在视野上还是在思想深刻性上都远远超过《第一手稿》，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将予以阐明。

总之，《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启示：我们研究《手稿》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手稿》异化劳动片断的水平上，更不能用异化劳动来代替《手稿》的研究，鉴于《穆勒评注》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轻视且在文献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现阶段我们应该把研究中心转移到《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上来，以此来寻求对《巴黎手稿》研究的突破。

2.文献学研究的局限

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的第三节“‘陶伯特说’是否可信”中所看到的那样，文献学研究是有其固有的局限的。这一局限性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文献学研究固然可以通过文献学上的细节，提供譬如写作顺序上谁先谁后的推断，但并不能由此而推断出文本思想水平的高低。拿本章讨论的《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关系来看，目前至少有“《穆勒评注》先行说”、“《穆勒评注》处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间说”、“《穆勒评注》是《第三手稿》的后续说”，从文献学考证的细节来看，笔者认为“中间说”更为可靠。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让人接受《穆勒评注》高于《第一手稿》的结论，因为对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判断最终还是取决于文本本身的思想内容。张一兵之所以坚持“《穆勒评注》先行说”，其根本的依据，正像我在上一章中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他认为《穆勒评注》是受赫斯“交往决定论”影响的作品，其理论水平低于异化劳动。同理，对笔者而言，要主张《穆勒评注》的水平高于《第一手稿》，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理论上证明《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高于《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尽管《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对自己有利，但充其量还只能是一个旁证——当然，这也是本书所尽力做的。

但是，对文本思想水平高低的证明却可以反过来支持相应的文献学结论，譬如张一兵的结论可以支持“《穆勒评注》先行说”，而本书的结论可以支持“《穆勒评注》处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的中间说”等。在这个意义上，陶伯特本人或者说“陶伯特说”的支持者，如果要让自己的文献学结论最终被别人接受，还需要提供《穆勒评注》高于《第三手稿》的思想证明。

第二，文献学研究不能代替理论证明，它也不能取代理论研究。文献学家因占有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往往在对文本的研究上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就像苏联东欧的一些文献学专家过去曾垄断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解释权那样。但正是因为如此，对于文献学家给出的结论我们务必要小心，就像本章所讨论的“陶伯特说”那样，不能不加批判地就将其视为“绝对真理”；同样，对于一些研究者过分地夸大文献学研究的意义，甚至在未加理论证明的前提下，就直接从文献学事实出发飞跃到思想结论的情况，则更要小心。因为，文献学虽然能够将文献和文本的事实弄清楚，但它永远也代替不了理论的推演。这就如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关于秦王朝的史实，但是秦王朝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最终还不取决于这一发现，而仍然取决于理论证明一样。对此，文献学家及其成果的介绍者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2] 马克思：《经济学笔记》，杉原四郎、重田晃一译，未来社1962年版。

[3] Karl Marx，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Exzerpte und Notizen 1843 bis Januar 1845，In：MEGA Ⅳ-2，Text，Apparat，Dietz Verlag，Berlin，1981.

[4] Karl Marx，?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In：MEGA Ⅰ-2，Text，Apparat，Dietz Verlag，Berlin，1982.

[5] 马克思：《“巴黎笔记”选译》，王福民译，见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6]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考虑到读者验证方便，本书对《穆勒评注》的引用使用了这一单行本。

[7]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Die Heilige Familie und Schriften von Marx von Anfang 1844 bis Anfang 1845，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3，Marx-Engels-Verlag G.M.B.H.，Berlin，1932，S.411f.以下简称“MEGA ① Ⅰ-3”。

[8] 新MEGA第Ⅳ部门第2卷对《经济学笔记》的写作时间和顺序理解如下（为清楚起见，关于各个笔记本笔者沿用了旧MEGA叫法）：

（1）第三册：勒瓦瑟尔、斯密；第七册：舒尔茨、李斯特、奥西安德（1843年末—1844年初）

（2）第一册：萨伊、斯卡尔培克；第二册：斯密（1844年春）

（3）第四册：色诺芬、李嘉图、穆勒（1844年夏天和秋天）

（4）第五册：麦克库洛赫、普雷沃、特拉西、穆勒、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概要（1844年夏）

（5）第九册：比雷（1844年夏和1845年1月）

关于第六册“罗德戴尔笔记”和第八册“波斯格威波特和罗笔记”，由于新MEGA的编者认定它们写于布鲁塞尔时期，因此不再把它们划归巴黎时期的《笔记》，由于这一变更与本章的主题无关，故在正文中不予讨论。

[9] 关于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学术界存在着争论。英格·陶伯特曾提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始于1844年5月或者6月，而罗扬则认为马克思是从1843年底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开始的，虽然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出版以后，马克思因学习法国公民公会史而一度中断了经济学研究，但到1844年5、6月间又重新开始。

[10] Vgl.，MEGA Ⅰ/2，Apparat，SS.708-739.

[11] MEGA Ⅰ/2，Apparat，S.708.

[12] 新MEGA为了平息各方的不满，在第Ⅰ部门第2卷中对《手稿》采取了两种编排方式。一种是按照《手稿》的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又称“第一种再现”（Erste Wiedergabe）；另一种是按照《手稿》的内容结构编排，又称“第二种再现”（Zweite Wiedergabe），在这种编排中，编者还按《手稿》的内容加了一些小标题。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据内容结构编排来翻译的，但本书所讨论的显然是按照写作时间顺序的编排。

[13] V.Adoratskij，Einleitung，MEGA ① Ⅰ-3，SS.ⅩⅡ-ⅩⅢ.

[14] [苏]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15]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页。

[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目录”Ⅰ，Ⅱ。

[17] [日]重田晃一：《关于早期马克思的一个研究——以作为经济学批判的开端的〈穆勒评注〉为中心》，关西大学《经济论集》，第8卷第6号，1959。

[18] [日]细见英：《马克思与黑格尔——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见经济学史学会编：《资本论的成立》，岩波书店1967年版，第131—132页。后收录在细见英《经济学批判和辩证法》（未来社1979年版）当中。

[19] 参见[日]大岛清：《走向资本论的道路》，东大出版会1968年版，第2章“《经济学哲学手稿》《经济学笔记》”。

[20] [日]中川弘：《〈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穆勒评注〉——以“异化劳动”为中心的考察》，福岛大学《商学论集》第37卷第2号，1968年10月，第18页。

[21] Nikolai I.Lapin，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rei Qullen des Einkommens in den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n ” vor Marx，In：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Heft 2，17.Jahrgang 1969.

[22] [苏]拉宾：《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收入三个源泉的对比分析》，细见英译，《思想》，1971年3月号，第103—104页。

[23] [日]山中隆次：《〈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摘录笔记〉的关系——论拉宾论文》，《思想》第569号，1971年11月。[日]服部文男：《关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二手稿〉与〈第三手稿〉》，《社会科学和各种思想的展开》，创文社1977年版。

[24] [日]细见英：《译者前言》，《思想》1971年3月号，第101页。

[25] 服部文男的弟子涩谷正曾依据当时日本已验证的结论对陶伯特的新说进行了批判。参见[日]涩谷正：《陶伯特论文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中的意义》，《现代和思想》第38号，1979年；《关于〈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笔记的问题》，《经济》，1983年8月号；《关于〈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巴黎笔记研究的新阶段》，《经济》，1984年6月号；《〈巴黎笔记〉的写作顺序》，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经济学论集》第35号，1991年。

[26] Inge Taubert，Plobleme und Fragen zur Datierung der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 von Karl Marx，In：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3，Berlin，1978。另外，还请参考Inge Taubert，Zur interpretain der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In：Marxistische Studien .Jahrbuch des IMES.Sonderband I，1982。以及她在MEGA Ⅰ-2，Apparat，Einleitung中对《经济学哲学手稿》各部分手稿的说明。

[27] Vgl.，MEGA Ⅰ-2，Apparat，S.696f.MEGA，Ⅰ/2，Einleitung，S.36.

[28] MEGA Ⅰ-2，Apparat，S.702。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题注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中断了笔记本Ⅲ的写作后，就同恩格斯投入撰写《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工作。正是在这时，他开始对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两本著作的法译本作了摘要。这两个摘要的特点是，马克思对作者的理论观点作了更多评价、解释和批判，从而形成他自己的长篇论述。这些论述涉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三个笔记本中只是部分地谈到或根本未谈到的问题。因此，可以把这两个摘要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补充，是对笔记本Ⅲ的研究的直接继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页）这应该是编译者对陶伯特观点的概括。

[29] MEGA Ⅰ-2，Apparat，S.696.

[30] Vgl.，MEGA Ⅳ-2，Apparat，S.717f.

[31] Vgl.，MEGA Ⅳ-2，Apparat，S.715.

[32] 参见[日]涩谷正：《关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巴黎笔记的问题》，《经济》，1983年8月号，第172页。

[33] [苏]巴加图利亚、维克斯基：《马克思和经济学的方法》（下卷），大月书店1978年版，第62页。

[34] 参见[日]服部文男：《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青木书店1984年版，第13章。

[35]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ume ⅩⅩⅤⅢ-1983-part 1，Amsterdam.

[36]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ume ⅩⅩⅤⅢ-1983-part 1，S.3.

[37] Jürgen Rojahn，ibd.，S.44.

[38] 罗扬的推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为一个事实，《手稿》并没有在做马克思在“序言”中给自己的任务，即继续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还有，1845年，马克思曾经计划出版一本《政治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作为一种可能，这里的“序言”也许是为那本计划中的著作所作的。

[39] [日]田畑稔：《访谈：关于1844年马克思的〈手稿〉和〈摘录笔记〉的编辑》，《季报唯物论研究》第110号，2009年11月，第138页以后。

[40] Jürgen Rojahn，a.a.O.，S.39f.

[41] Vgl.，Jürgen Rojahn，a.a.O.，S.38.

[42] Jürgen Rojahn，ibd.，S.39.

[43] [日]山中隆次：《马克思巴黎手稿——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御茶水书房2005年版。很遗憾，山中版的解说者柴田隆行似乎没有理解该版的意义，他在该版本的“编者题解”中表示译者（山中隆次）“只是对本书的排列作出了指示，但对究竟为什么这样排列最好则没有作出说明”（该书第264页）。

[44]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即本章的一、二节，不过在纳入本书时，我对这部分有修改。

[45] 参照本书第10章。

[46] 张盾：《交往的异化：马克思〈穆勒评注〉中的承认问题》，《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姜海波：《私有财产的外化与交往异化——解读〈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唐正东：《〈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准确内容及其思想史地位》，《现代哲学》2008年第4期；安启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7]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48] 鲁克俭：《“陶伯特说”与“罗扬说”：我们该采信哪个？》，《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

[49] MEGA Ⅰ/2，Apparat，S.696.

[5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对这段话，编者曾加了这样一个注释：“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94—195页。这段话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6—7页。”

[51] Karl Marx，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 ：“Der K ?nig von Preuβen und Socialreform.Von einem Preuβen ”，In：MEGA Ⅰ-2，Dietz Verlag，Berlin，1982，S.451。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引文有改动。

[52] Jürgen Rojahn，Der Fall der sog .“?konomisch-philosophischen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a a O.，S.30.

[53] 顺便说一句，鲁克俭曾批评我说：“因此，韩立新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根本否认马克思在写《44年手稿》笔记本Ⅲ时手边有穆勒的著作并直接利用了穆勒的著作，并以此为根据对《穆勒摘要》写于笔记本Ⅲ之前这一观点进行辩护，这种辩护方式连罗扬本人也不会同意。”（鲁克俭：《“陶伯特说”与“罗扬说”：我们该采信哪个？》，《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这种批评与我无关，因为我从未在我的论文中“根本否认马克思在写《44年手稿》笔记本Ⅲ时手边有穆勒的著作并直接利用了穆勒的著作”，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去进行核实，验证鲁克俭批评的真伪。

[54] 2007年8月，曾在清华大学召开过一次“中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研究会”。在涩谷正的报告以后，鲁克俭曾就日本学界怎样对待“陶伯特说”提问，涩谷正回答了本书中的那句话。

[55] [德]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涩谷正译，《现代与思想》1979年12月号，第244页。序号由引用者所加。

[56] MEGA Ⅰ/2，Apparat，S.701.

[57] 参见[德]陶伯特：《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现代与思想》1979年12月号，第244页。

[58] Jürgen Rojahn，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The Importance of Marx '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Rethinking Marxism，No.4，2002。[德]罗扬：《理论的诞生——以1844年笔记为例》，赵玉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

[59] [日]田畑稔：《访谈：关于1844年马克思的〈手稿〉和〈摘录笔记〉的编辑》，《季报唯物论研究》第110号，2009年11月，第140页。

[60] 参见[德]罗扬：《理论的诞生——以1844 年笔记为例》，赵玉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

[61] Marx，MEGA Ⅰ-2，S.3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5页。

[62]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研究所编：《哲学问题》1966年第2期，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