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伯特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一文来看，陶伯特的根据主要是文献学上的，这样做也符合她的文献学家身份。陶伯特不同意拉宾说的根本论据是：“如果说马克思在写第二笔记本以前已经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做了摘录，但是保留下来的几页却缺少同这些摘录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还剩下一个假设，就是对这些摘录的具体的利用主要是在没有保留下来的各页上。但是，与此相矛盾的是，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摘录和穆勒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在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第三个笔记本中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49]也就是说，陶伯特认为，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关于李嘉图和穆勒的第四册《经济学笔记》的内容，当然，这也是鲁克俭在批评我的论文中所引用和依靠的论据。
那么事实如何呢？我们需要根据《手稿》对它的真伪作一下验证。在《手稿》中，穆勒的名字一共出现了8次。这8次都出现在《第二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单行本，第66、71页）和《第三手稿》（单行本，第74、126、127、136、137、138页）中，而在《第一手稿》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正是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大多数文献学家，譬如拉宾、山中隆次、罗扬等人才推断出《穆勒评注》位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间的结论。这8次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在《第一手稿》中引用了李嘉图著作中的一段话。由于对李嘉图著作的摘录和《穆勒评注》是同时出现在第四册《经济学笔记》中的，故也需要作一下说明。这段话是来自对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的转引：“李嘉图在他的书（地租）中说……”[50]从这句话来看，马克思在转引时连李嘉图著作的名字都没有掌握，而是错误地将《地租》当成了李嘉图著作的书名。拉宾和罗扬，甚至连陶伯特本人也都拿这一点作论据推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还没有直接阅读李嘉图的著作，而是在《第一手稿》之后才作了《李嘉图笔记》的。
那么，表中所列举的出现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这8处跟《穆勒评注》究竟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显然是问题的关键。下面，我们就一一对这8处进行一下验证。
（1）和（3）是马克思对以李嘉图、穆勒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的国民经济学”（Moderne National?konomie） 或者说“李嘉图学派”的批判，讽刺他们同早期的国民经济学家斯密和萨伊相比是“一大进步”。因为，他们露骨地、甚至是无耻地将国民经济学敌视人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故可称他们为“昔尼克主义”（Cynismus），亦即“犬儒主义”。这种“昔尼克主义”的评价，正如表中所列举的那样，也曾出现在《李嘉图笔记》中，而且《第二手稿》中关于“昔尼克主义”的评价显然具有总括的性质。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当时公开发表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论述：“最明确地表述英国对赤贫的看法——我们一直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看法——，那是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即英国国民经济状况在科学上的反映。熟悉当代情况因而必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有某种全面看法的最出色最闻名的英国国民经济学家之一，昔尼克主义（cynisch）的李嘉图的学生——麦克库洛赫。”[51]这篇论文由于注有出自马克思本人的写作日期：“1844年7月31日”，故被当成了推断《手稿》和《笔记》写作时间顺序的决定性文献。陶伯特本人就是据此推出了马克思的《第三手稿》写于7月31日以后。既然如此，不是反过来很容易就推出《李嘉图笔记》（当然也就包括了《穆勒评注》）写于7月31日之前，即《第三手稿》之前吗？
（2）这段话是对保尔·路易·库利埃、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观点的综述，没有特指李嘉图和穆勒。能够进行综述至少说明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内容是了解的。
（4）“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谴责那些违背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这段话，显然是来自对《穆勒评注》的间接引用，或者说是对《穆勒评注》中相应内容的概括。既然是对《穆勒评注》中素材的概括，难道不恰好说明《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之前吗？新MEGA的编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故在这里加上了注解以对这一事实进行提示。
（5）马克思在《第三手稿》中写完“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句话以后，直接写了“见穆勒”一句，意思是让读者参照穆勒的著作。根据这一事实，编者还为我们特地加了一个编者注，指示读者相应部分“见本书第151页”。这至少说明，编者也认为，《第三手稿》中的这段论述跟《穆勒评注》第151页的这段话是直接相连的，或者干脆说就是对这段话的概括。
（6）（7）是“陶伯特说”最核心的根据。即出现在《第三手稿》中的“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这段话是《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唯一对穆勒的直接引用，马克思还特地强调说，“以上是穆勒说的”。但是，这一引用在《穆勒评注》中只有中间的楷体部分出现过，故可以推测这段引文是直接引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但是，陶伯特却根据这一事实推断说，在此之前马克思没有写作《穆勒评注》。
问题是这样一种推断能够成立吗？罗扬对此有一个回答：“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第一手稿》中，他也同样从《斯密第一笔记》以外，即从斯密著作中直接作过引用。”[52] 姑且不论马克思本人是否有过这种先例，即使没有这种先例，这一事实也不能作为推理的根据。因为，即使对某一著作作了摘录笔记，在引用时为了准确起见也可以从原著直接引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难道陶伯特或者鲁克俭本人就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仅凭《第三手稿》中的这段引文长过《穆勒评注》中的那一段摘录，就断言《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前马克思没有写作《穆勒评注》，这也太过轻率了。[53]
（8）是在（7）的基础上对（7）的内容的概括。而且，这一概括基本上是对出现在《穆勒评注》中的对《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部分的总括。从内容上看，如果马克思事先没有在李嘉图和穆勒的《经济学笔记》中对分工和交往的研究，是不可能作出这种概括的。难道这还不能说明《穆勒评注》与《第三手稿》有直接的关系，《穆勒评注》应该写于《第三手稿》之前吗？
顺便说一句，（6）、（7）、（8）这三处提及穆勒的地方都属于《第三手稿》的[分工]片断，而[分工]片断是马克思本人对出现在《经济学笔记》中的各位国民经济学家分工概念的概括总结，既然陶伯特也承认此处是马克思对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摘录的总结，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同样承认此处也是对《穆勒评注》的总结呢？如果是总结，那不是很容易推出《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分工]片断以前吗？
总之，如上所述，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不仅直接列举了李嘉图和穆勒的名字，指示读者参考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而且还引用了《李嘉图笔记》和《穆勒评注》中的观点或者引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陶伯特所主张的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利用”《李嘉图笔记》和《穆勒评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诚然，对于不掌握原始手稿的我国学者来说，要想依据手稿的物理特征（记载、纸型、编号等）来从事原创性的文献学研究是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对陶伯特这样一个常年从事新MEGA编辑的文献学家提出质疑可能被视为胆大妄为。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她说什么，我们就得听什么。依我这样愚笨的头脑，仅凭她给出的那样一个根本不符合事实的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利用的妄断，或者《第三手稿》的引文比《穆勒评注》长这一点就让我接受她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当然以此来让我接受鲁克俭的倡议即我国学者只能遵循“陶伯特说”则更是不可能的。
与思想理论的演绎不同，《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基础是事实材料。既然是事实材料，那么对其成果就可以采取科学验证的方式，即如同自然科学家在发表了自己的新成果以后，其他学者要依据其所提供的实验数据对其成果进行试验验证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他们提供的文献学事实，对他们的结论进行理论上的验证，只有通过验证其成果才能被予以承认。其实，日本学界在面对文献学成果时就是这样做的。当拉宾、罗扬、陶伯特等文献学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后，一方面，山中隆次和服部文男等人前赴后继地赴阿姆斯特丹核对手稿，对他们所描述的文献的物理特征（记载、纸型、编号等）进行验证；另一方面，细见英、中川弘、山中隆次、涩谷正等人对他们的结论进行理论验证。陶伯特的“新说”之所以在日本学界很少被人理睬只是因为没有通过这一验证而已，这也是为什么鲁克俭在向涩谷正求证时只得到了一句“陶伯特的考证结论在日本不受重视”的真正原因。[54]其实，不用问别人，只要像笔者这样做一个“《第二手稿》、《第三手稿》与《穆勒评注》中对穆勒引用的对照表”就足以发现“陶伯特说”的问题。我在《〈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之所以支持“拉宾说”，也并不是出于对所谓日本学者或者“拉宾说”的盲从，而是经过上述验证和认真比较后的结果。
总之，通过《巴黎手稿》文献学这一案例，我希望我国的文献学研究也能够确立起一种研究规范来，即不仅仅要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介绍，更重要的，还要能够对这些文献学研究成果进行验证。即使是再大的权威，也只有通过验证才能被“采信”。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做这一工作的基本条件。譬如，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已经将相当多的MEGA文献学研究成果翻译了过来；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国内也能找得到，无论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都比较充实。因受没有手稿原件的限制，依据手稿的物理条件做文献学研究也许不行，但对于验证性的工作，我们还是做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