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根·罗扬是苏联东欧体制外的文献学家。他是学历史出身的，从1974年开始在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史国际研究所”（ⅠⅠSG）任研究员，后来曾担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的秘书长。1983年，他为在奥地利召开的“马克思与历史学”学会撰写了一篇题为《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题》[35]的长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利用其本身就是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研究员的有利条件，对该研究所保存的《巴黎手稿》的原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分析，以历史学特有的“史料批判”的方法，对当时《手稿》研究的现状，包括拉宾和陶伯特的论文以及即将出版的两卷新MEGA提出了批评。这里着重介绍一下该论文跟本章主题相关的两个论点：

（1）《手稿》是众多笔记之一

他首先回顾了《手稿》和《笔记》的出版史，在对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手稿》的争论作了简要的评述之后指出：“迄今为止人们的所有著述虽然并非没有一点价值，但是密涅卡的猫头鹰由于受到时代环境的刺激醒了过来，起飞得太早了。”[36]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比喻，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在没有对《巴黎手稿》进行“史料批判”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结果造成了很多显赫的结论都缺少文献学的支持，属于无本之木。

然后，罗扬提出了《手稿》不是马克思的完整著作，而只是当时他所撰写的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笔记之一的假说：“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序言’中所提及的‘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这一批判研究大约开始于1843年底，1844年5月又重新开始——过程中，从1844年初开始制作的一系列笔记的一个组成部分。”[37]虽然《手稿》中存在着一个看似能够统领全书的“序言”，但实际上这一“序言”是马克思在写完《第三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后才写成的，并且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写作计划跟《手稿》的实际内容不符。[38]而且，从《手稿》的内容来看，无论是《第一手稿》还是《第三手稿》都不是按照计划撰写的，且都没有写完；《第二手稿》也只留下了4页。在这个意义上，《手稿》构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干脆说，《手稿》根本就不是一部成型的著作。

罗扬的这一结论其实是针对新MEGA的Ⅰ/2卷和Ⅳ/2卷的编者而谈的，因为这两卷的编者事实上都把《手稿》当成了一部独立的著作。新MEGA的Ⅰ/2卷的编者为此还按照内容结构编排了《手稿》，即所谓的“第二种再现”（Zweite Wiedergabe），结果在新MEGA Ⅰ/2卷中竟然重复出现了两次《手稿》的正文，两者的差异仅仅是编排顺序的不同。对这一做法，直到2009年罗扬在回答日本《季报唯物论研究》主编田畑稔的访谈时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称陶伯特等人无视新MEGA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编辑原则。[39]同时，这一结论也等于是对新MEGA将《手稿》和《笔记》分别编入两个不同卷次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既然《手稿》属于当时马克思一系列经济学研究笔记之一，那么就应该将《手稿》和《笔记》放在同一卷次中出版。但遗憾的是，新MEGA却将《手稿》和《笔记》分别收录在两个部门的不同卷次中，这对于读者掌握《巴黎手稿》的真实状况无疑是不利的。

（2）《穆勒评注》就是《第二手稿》

除此之外，罗扬还依据《巴黎手稿》的纸型和页码标注等特征，提出了一个《第二手稿》是李嘉图与穆勒《笔记》（第四本笔记）的继续，即该《笔记》结尾部分的假说。[40]他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文献学上说，关于李嘉图与穆勒的第四本《经济学笔记》与《第二手稿》在文献特征上颇为相似。第四本《经济学笔记》按照社会史国际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整理序号为B23。B23手稿的保存状况如下：共9个纸张，18 页纸（Blatt），每页纸都用一条纵线在中间一分为二，于是会被分成36页。最前面的两页没有标页码，剩下的34页的页码都是用罗马数字来标的，由于马克思重复标了一次ⅩⅩⅤ，结果这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就成了ⅩⅩⅩⅢ。其中Ⅰ—ⅩⅤⅡ页为《李嘉图笔记》；ⅩⅤⅢ—ⅩⅩⅩⅢ页为《穆勒第一评注》（MEGA Ⅳ-2，SS.428-466），《穆勒评注》的首页即第ⅩⅤⅢ页的状况如下图（MEGA Ⅳ-2，Text，S.429）。

根据罗扬的介绍，用罗马数字来标页码在整个《巴黎手稿》中是不多见的，只有这第四本《经济学笔记》和《手稿》。而且，从纸张外形等方面来看，第四本《经济学笔记》与《第二手稿》也一致。而且，从马克思标在该《经济学笔记》的页码序号S.Ⅰ来看，在对面的纸上留有墨水的痕迹，由此可以推断，这可能是马克思在写完了所有的笔记以后，统一标上去的；在第四本《经济学笔记》的前两页SS.Ⅰ，Ⅱ，马克思也采取了与《第一手稿》同样的写作形式，即分三栏纵向去写。请参照本书第132页《李嘉图笔记》第I页图（MEGA Ⅳ-2，S.393图）。这些事实，都暗示了《穆勒评注》与《手稿》的特殊关系。[41]

此外，当时马克思对写下来的笔记都做了认真的保存，既然连《第一手稿》以及作为《第二手稿》补充的《第三手稿》都保存下来，为什么单单将《第二手稿》弄丢了呢？而且还不是全部弄丢，只是弄丢了一部分？因此，说马克思遗失了《第二手稿》很难说得通。还有，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对《穆勒评注》的直接引用较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穆勒评注》可能就是马克思所写的《第二手稿》本身，因为马克思是为了避免重复。

基于以上理由，罗扬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从外表上看，与《穆勒第一评注》最后几页很奇妙地相类似的《第二手稿》的4页手稿就是马克思《穆勒第一评注》正文。”[42]对这一推断，他还从思想内容的角度作了证明。即使在《穆勒评注》的结尾部分马克思也没有要结束的意思，结果在《穆勒评注》的最后又回到了对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劳动的讨论，而这则是那几页《第二手稿》的主题。而《第三手稿》中，对第ⅩⅩⅩⅤⅠ页的补充讨论的是私人所有关系，对第ⅩⅩⅩⅠⅩ页的补充讨论的是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对立。由此看来，《第三手稿》也可以看作是《穆勒评注》的继续。

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第二手稿》的遗失就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李嘉图与穆勒第四册《经济学笔记》有33页手稿，再加上现存的《第二手稿》中的4页，《第二手稿》实际上只遗失了第34至第39页这6页手稿。罗扬还曾设想了缺失的这6页手稿的情况：写到《穆勒第一评注》的第ⅩⅩⅩⅢ页，9个纸张的第四本《经济学笔记》已经写满，于是马克思又重新拿出一个纸张，对折将一面空出，在另一面上写下S.ⅩⅩⅩⅣ和S.ⅩⅩⅩⅤ两页，然后又拿出另一个纸张来，对折之后写下SS.ⅩⅩⅩⅥ—ⅩⅩⅨ页，再后又在另一个纸张上写下了SS.XL—XLⅢ这4页，这4页也就是遗留下来那4页《第二手稿》。这4页手稿跟《穆勒评注》一样，每页纸都用纵线分成两栏。具体请参照本书第133页《第二手稿》S.XLⅢ图（MEGA Ⅰ/2，S.251图）。

罗扬的这一“新说”在日本学界得到了山中隆次的支持。山中隆次还在自己考证的基础上，编辑出了一本《巴黎手稿》，直接将《穆勒评注》纳入到了《手稿》的《第二手稿》当中，实现了罗扬的“新说”，同时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本建立在拉宾考证基础上的《巴黎手稿》的版本。[43]山中版《巴黎手稿》的意义其实并不亚于1974年出版的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为它也是一部有别于新MEGA的独立编排的《手稿》版。

以上，我们围绕《笔记》和《手稿》的写作顺序问题，对《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进行了介绍和概括。事实上，《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这一问题，它还包括对《巴黎手稿》原始手稿状况的考证和分类、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新MEGA对《笔记》的重新划分以及《第二手稿》的遗失等问题，由于受本章主旨的限制，对这些内容就不得不割爱了。在这里，我想提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笔记》和《手稿》的写作是交叉进行的。特别是由于第一到第五册《笔记》与《手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不能脱离《笔记》来单独阅读和研究《手稿》。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目前对《巴黎手稿》的研究还有着明显的缺欠，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的研究是被分开进行的。

第二，《巴黎手稿》的形成存在着两个阶段。几乎所有的文献学家，甚至包括陶伯特在内，都认为马克思1844年进行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泾渭分明的阶段，即以第一至第三册《笔记》和《第一手稿》为第一阶段，以第四至第五册《笔记》和《第二手稿》、《第三手稿》为第二阶段。尽管文献学家们在第二阶段手稿的写作顺序上理解有分歧，但都认为第二个阶段的经济学水平高于第一个阶段。

第三，《手稿》不是一块同质的“整钢”。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不是一个在内容上一贯、在形式上独立的著作。我们在研究《手稿》时要充分考虑到《手稿》成立的阶段性、片断性以及其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不能不加分析地就把《手稿》看作是一个整体。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必然会使我们对《手稿》中的矛盾进行无原则的折衷，这样不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手稿》，更不利于深化对《手稿》的研究。

第四，《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除了新MEGA编者陶伯特以外，山中弘、拉宾、山中隆次、服部文男、罗扬等大多数文献学家都认同了这一写作顺序，我们今天研究《巴黎手稿》也应该按照这一顺序进行。不用说，本书就是按照这一顺序来对《巴黎手稿》进行解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