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MEGA第Ⅳ部门第2卷和第Ⅰ部门第2卷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笔记》和《手稿》的权威版本。根据新MEGA《编辑大纲》的要求，这两个版本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笔记》和《手稿》的写作关系问题。但是，这两卷新MEGA在对《手稿》和《笔记》写作顺序的理解上不仅与当时国际上通行的见解即“拉宾说”不符，而且两卷之间还存在着矛盾。

先看刊有《手稿》的新MEGA第Ⅰ部门第2卷。本卷的编者实际上是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她也是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试刊版和先行版的编者。在新MEGA第Ⅰ部门第2卷正式出版以前，她曾经专门撰写了《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日期的问题与疑问》[26]一文，后来又在第Ⅰ部门第2卷的编者序言以及《附属材料》卷中，对《手稿》和《笔记》，特别是对李嘉图和穆勒《笔记》的写作时间发表了独特的意见。

陶伯特的观点与拉宾论文出版以来人们接受的观点相反，她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第三手稿》，也就是整部《手稿》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的[27]，由于这两册《笔记》中还包括了马克思对自己理论观点的论述，且有些论述又涉及《手稿》中部分谈到或根本未谈到的问题，因此它们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补充，同时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继续”[28]。显然，她是按照“《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李嘉图、穆勒《笔记》”的顺序来理解《巴黎手稿》的写作过程的。她的这一理解给《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冲击。如果她的推论成立，以《穆勒评注》来划分《第一手稿》与“第二和第三《手稿》”的做法将面临着困难。

问题是陶伯特的这一推论能否成立。她虽然承认在《第一手稿》与“第四和第五本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间马克思的经济学认识存在着飞跃，但是却以马克思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使用或利用”[29]李嘉图和穆勒《笔记》、能够找到的至多是与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笔记》的联系为由，否定了拉宾等人的意见。但是，陶伯特对此的论证并不充分且与事实不符。因为，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曾多次提及李嘉图和穆勒的名字，甚至还直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了引用；在《第二手稿》中，马克思还将李嘉图和穆勒等人的“现代国民经济学”观点同斯密和萨伊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对照，研究了国民经济学内部的差别；而且麦克库洛赫和普雷沃本身都属于李嘉图学派，马克思所摘的普雷沃的文章实际上是他翻译的麦克库洛赫著作的前言“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等等。从这些事实来看，陶伯特关于李嘉图和穆勒《笔记》与《第二手稿》“没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的论断令人无法苟同，并据此将《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改为“《第三手稿》→李嘉图、穆勒笔记”更是令人无所适从。

诚然，如果没有马克思亲手标注的时间日期，说马克思在写作《第二手稿》之前作了李嘉图和穆勒的摘录《笔记》就只能是一种推断，但是他在写作《第二手稿》时阅读过李嘉图和穆勒的著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手稿》中那些对李嘉图和穆勒的论述就变得无法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当时吸收了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而且，从马克思的写作习惯来看，先对阅读过的著作做笔记然后再进行著书立说是正常的，既然陶伯特依据这一原则已经推测了萨伊、斯卡尔培克和斯密的《笔记》写于《第一手稿》之前，为什么到了李嘉图和穆勒却无法依据这一原则了呢？陶伯特对此没有作出说明。况且，陶伯特本人也承认在《第一手稿》与“第四和第五本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间马克思的经济学认识存在着飞跃，这不是很容易推出马克思对李嘉图和穆勒的学习和摘录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之前吗？鉴于陶伯特的推论所存在着的这些漏洞，我们可以认为她关于《穆勒评注》写于《手稿》之后的论断不足为信。

那么，收录《笔记》的新MEGA第Ⅳ部门第2卷的意见又如何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Ⅳ部门第2卷编者关于第四和第五册《笔记》写作顺序的推断。他们认为，这两册笔记是按照“李嘉图→麦克库洛赫、普雷沃、恩格斯、特拉西→穆勒”的顺序写成的[30]，这与旧MEGA以及拉宾的推测基本相同，只是将《穆勒评注》看作是这两册《笔记》中最后撰写的部分。问题是这两册《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先后关系，对这一问题，新MEGA第Ⅳ部门第2卷编者的解释存在着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第四册有关李嘉图和穆勒的《笔记》写于1844年夏天和秋天；第五册有关穆勒、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和恩格斯的《笔记》写于1844年夏。那么，按照《手稿》大约完成于8月份的推论，至少第四册李嘉图和穆勒笔记中的一部分应该是在《手稿》之后写的，事实上第Ⅳ部门第2卷《附属材料》卷中也有马克思是按照“《手稿》→李嘉图、穆勒的部分《笔记》”顺序撰写的记述。[31]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认为马克思对第四册有关“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恩格斯”的《笔记》写于《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之前，即1844年7月31日（这是马克思本人加的写完文章的日期）以前，因为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曾引用或谈论过这些人物。如果按照前面有关第四和第五册《笔记》写作顺序的推断，至少李嘉图《笔记》应该比“麦克库洛赫、特拉西、普雷沃、恩格斯”《笔记》还早，不应该是在8月写成的。况且，新MEGA第Ⅳ部门第2卷的编者同时又认为《穆勒评注》与李嘉图《笔记》是同时写完的，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写作顺序又成了“李嘉图、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显然是与上一种推断自相矛盾的。这一自相矛盾是由日本学者涩谷正发现的，他还提出如果新MEGA第Ⅳ部门第2卷所坚持的是“李嘉图、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后一个推断的话，那么它和新MEGA第Ⅰ部门第2卷对马克思手稿写作顺序的推论正好相反，即两卷新MEGA之间也存在着自相矛盾[32]，非常遗憾的是，新MEGA编者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说明。

至此，我们考察了拉宾、山中隆次、罗扬和新MEGA第Ⅰ部门第2卷和第Ⅳ部门第2卷关于第四和第五册《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写作顺序的几种推测，除此之外，苏联的巴加图利亚曾提出过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即《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不是两个独立的手稿，是同一部手稿的两个部分，即开头和结尾”[33]，但这一提法因证据不足而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据服部文男介绍，1978年4月27日，在柏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举办的“MEGA《经济学哲学手稿》文本刊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巴加图利亚的意见事实上遭到了否决，对新MEGA的编辑没有产生影响。[34]

最后，笔者制作了一个“关于第四、五册《经济学笔记》与《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写作顺序几种推测的对照表”，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几种意见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