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苏联学者拉宾在《德意志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收入三个源泉的对比分析》[21]的论文。拉宾的本意是要对《第一手稿》中有关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进行对比分析，但与他的初衷相反，该文的第一部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研究的阶段划分。第一阶段的开始”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引导了国际上《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的潮流，该文也因此成为《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史上的名篇。

拉宾在对照《巴黎手稿》影印件的基础上，考证了《手稿》与《笔记》的写作关系。他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习惯，即先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文献进行摘录和评注然后再依据这些笔记著书立说，确立起了一个考证手稿写作顺序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依据《手稿》中出现《笔记》内容的时间，来推断《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他发现，有关李嘉图和穆勒的第四和第五册《笔记》的内容虽然没有出现在《第一手稿》中，但却被广泛地应用到《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中，在《第一手稿》中出现的唯一一次对李嘉图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引用是来自对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的转引；第四和第五册《笔记》中的《穆勒评注》对商品交换和货币的研究虽然没有出现在《第一手稿》中，但却出现在第二和第三《手稿》中；更重要的是，《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学水平要高于《第一手稿》的异化劳动片断。根据以上事实，拉宾得出以下结论，即“马克思从1843年底到1844年8月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接触经济学著作，到写完第一手稿；第二阶段——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第四和第五册摘录笔记）到写完第三手稿”[22]。当然，每一个阶段还可以再分成几个小阶段，因篇幅关系这里不一一赘述。如果把拉宾对五册《笔记》与三部分《手稿》写作关系的考证稍作整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图”。从该图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包括“异化劳动”片断在内的《第一手稿》属于第一个阶段，而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第四和第五册《笔记》与第二和第三《手稿》则属于第二个阶段。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写作，大体上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

拉宾的论文发表以后，在日本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早期马克思研究专家山中隆次和服部文男等人还亲自到收藏手稿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ⅠⅠSG）去核实，对拉宾的结论进行检验和补充论证。[23]山中隆次还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应该是“麦克库洛赫、普雷沃、恩格斯、特拉西、李嘉图、穆勒→《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一假说。“拉宾说”之所以会受到日本学界如此的重视，正如前面所介绍的，是因为早在拉宾论文问世以前，他们已经在讨论《穆勒评注》与《手稿》之间的写作顺序问题，而拉宾的这篇论文正好能够使他们的困惑得到合理的解决。具体说来，拉宾“两个阶段”说为异化劳动片断与《穆勒评注》的视角差异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说明，《穆勒评注》写于《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的结论支持了“《第一手稿》先行说”。拉宾论文发表以后，细见英本人在拉宾论文的“译者前言”中写道：“我在这里声明，我撤回以前对《穆勒评注》与《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作顺序的解释，转而依据拉宾的解释。”[24]总之，到了70年代，“拉宾说”基本上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的共识。以至于当1978年英格·陶伯特提出《穆勒评注》写于《第三手稿》之后的新说时，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冷落。[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