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其核心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经济学笔记》之间写作关系的考证。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关于《巴黎手稿》的写作顺序，人们所采取的是《笔记》写于《手稿》之前的“《笔记》先行说”。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旧MEGA第Ⅰ部门第3卷（1932年）的编者阿多拉茨基，他认为包括了萨伊、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著作摘录笔记在内的《经济学笔记》写于《手稿》之前，并将这些笔记看作是马克思为撰写《手稿》而事先做的准备工作。[13]将这一看法继承并在实际中应用于对《巴黎手稿》解读的首推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一书中，基本上是按照先第一至第五《笔记》后《手稿》的顺序完成了对早期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解读[14]，另一位苏联哲学家奥伊则尔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也遵循了这一顺序。后来俄文版和狄茨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第42卷也采取了这一排列顺序，并在为《穆勒评注》所加的题注中写道：“与马克思文稿中许多类似的材料（札记、摘要）不同，在这个文献（《穆勒评注》）中，马克思个人的议论占了相当大部分，这些议论按其内容来说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衔接，而且先于这个手稿。”[15]由于MEW的权威性，这种“《经济学笔记》先行说”对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用说，我国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也采取了这一“《经济学笔记》先行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