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6年，卢卡奇在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不久，就撰写了一篇专门研究赫斯的论文，提出“赫斯本人是一个彻底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58]。他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同时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和赫斯，在他们思想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如何面对黑格尔时，两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赫斯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回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而马克思则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前进到了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的结合。当然，结局也颇为公平，马克思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而赫斯则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言人，沦落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对象。

卢卡奇认为，赫斯本来也是从黑格尔历史哲学入手的，但却因受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不满意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僵硬性、客观性、静止性，试图引入费希特的实践概念，以建立以主观能动性、实践性为基础的新哲学，即《行动的哲学》。结果，“为克服黑格尔的静观特征而将辩证法实践化的尝试……结果必然使他倒退到了费希特”[59]。这一倒退，正如卢卡奇本人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借马克思的话所总结的那样：“这些思想家们（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主观上相信，他们已经超过了黑格尔，但在客观上，他们不过复活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费希特哲学的这种激进性纯粹是想象的，只要一涉及对历史的真实运动的认识，黑格尔哲学就立即显示出比费希特哲学高出一筹。这是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各种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中介因素的运动造成现存的一切，比费希特仅仅希望于未来的做法要更真实，更少抽象性的思想构造物。”[60]

的确，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更贴近近代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其中包含了“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中介因素的运动”。而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却把这一现实主义或者实证主义视为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因素，以黑格尔只寻求与现实的和解为由，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诉诸未来的理想主义，“结果使他永远落后于黑格尔”[61]，走向了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恰恰吸收了黑格尔的现实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从社会结构内部去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并展望未来。而青年黑格尔派的道路，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不仅如此，赫斯在回到费希特的同时，还全面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哲学。的确，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在主宾颠倒等理论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对黑格尔哲学中先进的一面，特别是其中介性或间接性的合理性视而不见，试图以直观、感性、直接性来取而代之，结果从整体上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丰富性和历史性。卢卡奇批评道：“赫斯毫无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所采取的根本性的错误态度，特别是费尔巴哈对直接性和中介的关系理论。”[62]结果，他和费尔巴哈一样，从“直接知”出发，拒绝了黑格尔的中介概念。在哲学观上，“囿于费尔巴哈所具有的最薄弱的、最具唯心主义的一面，即费尔巴哈的爱的伦理学当中”[63]，最终陷入了具有宗教性质的伦理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如此，正如前述良知力所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同样适合于赫斯。

那么，《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究竟达到了什么思想高度呢？其实他已经达到了黑格尔的水平。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由于还没有国民经济学的背景，从而无法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话，那么经过了一段对斯密、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经济学的学习，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具备了接受的条件，并在事实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以《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为例，如果说《第一手稿》中的异化概念还留有费尔巴哈和赫斯的痕迹，那么到了《穆勒评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的异化论框架，达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异化论水平。而赫斯并不明白黑格尔的异化论高于费尔巴哈这一点，结果反而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应用到了社会经济领域，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马克思本人是在《穆勒评注》中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并义无反顾地从费尔巴哈转向了黑格尔，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马克思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64]。对这一点，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曾明确地指出：“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费尔巴哈）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65]；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本人也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这些都说明相对于费尔巴哈和费希特而言，黑格尔才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对赫斯的批判是正确的，道出了马克思与他们的区别。而“回到赫斯”运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在于忘记了卢卡奇的这一教诲，反过来将费希特或者费尔巴哈当作了衡量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坐标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