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山中隆次和畑孝一看来科尔纽的观点已经是对赫斯之于马克思影响的夸大，那么广松涉则采取了一种远比科尔纽更为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偏激的观点。

广松涉在1967年发表的《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构》[21]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研究早期马克思的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针对当时“正统派”直接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出发来解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做法，提出应该从与马克思最近的“黑格尔左派自身内部的三种潮流及其综合”来说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三种潮流是“宗教批判系列”（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切什考夫斯基、赫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系列”（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连）[22]，其中赫斯对马克思的作用尤为重要。

按照广松涉关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那一“断裂”说，马克思在《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之间存在着一条思想鸿沟，而以往的研究却未能对马克思是如何跨越这一鸿沟的原因作出说明，实际上，这是因为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广松涉说道：“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没能填平这一鸿沟，最大原因在于无视或低估了当时马克思处于‘大前辈’莫泽斯·赫斯……的压倒性影响下这一点。被看作是早期马克思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各个立论，不仅其构想和视角，甚至在修辞上也有很多地方追随了赫斯，被誉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著名的第一条开始，就模仿了赫斯当时发表的某篇论文，而到了最后一条，则不外是站在赫斯的立场来批判费尔巴哈而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层，也仍然残留着合著者之一赫斯的影子。”[23]

广松涉是这样推论的。马克思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经由1844年的巴黎时期再到1845年底的《形态》，其思想经历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系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的转变。《手稿》则是马克思开始接受赫斯的哲学范式，即“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的开始。这表现在，当时的马克思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但并没有将对人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和“爱”（Liebe）的水平上，而是把它“改释”成“社会性的劳动的主体”，并依据这种主体概念来讨论社会、经济和革命的问题。而这些其实早已是赫斯做过的工作！当时的赫斯已经不仅将人理解为“自我活动”（Selbstbet?tigung）或者实践的主体——这里包含了费希特的思想成分——而且通过“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概念——这里包含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成分——将人理解为“社会存在”，并根据这种综合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主体概念，将共产主义视为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实现，论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机制等。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在思想上比较“落后”，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赫斯的“先进”思想。

之所以说马克思的思想“落后”，是因为当时他在对“主体概念的设定方式”上与赫斯有差距。具体说来，马克思虽然能够将作为主体的人理解为“①社会的存在、②而且是自我活动、劳动的主体”，这与赫斯一样。但是，他又强调 “③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一面，同时还残留着‘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种费尔巴哈式的含义”，“④还遗留着将类本质hypostasieren（实体化）的倾向”，而在赫斯那里，则没有这两种倾向。更重要的，马克思还“⑤将作为自然的类存在的‘人’本身视为最高的价值，而在赫斯那里则是‘自由’”。也就是说，赫斯身上没有③、④、⑤这三点，而马克思由于当时中费尔巴哈的毒太深，有③、④、⑤三点，这说明他的主体概念“孕育着陷入较赫斯更为抽象的哲学论证的危险”[24]，还不如赫斯。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就还保留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等费尔巴哈式的命题等。因此，如果说费尔巴哈是当时马克思思想转换的起点的话，赫斯则是这一思想转换的终点，《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25]位置，而赫斯当时已经是赫斯，脱离了费尔巴哈。

只有到了《提纲》，马克思才终于追赶上了赫斯。广松涉说道：“这11条《提纲》是宣告马克思从‘所谓的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到几乎完全过渡到赫斯立场的文章。”[26]广松涉将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über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写于1844年5月，出版于1845年前半年）与马克思的《提纲》作了对比，提出在《提纲》中马克思才意识到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我异化逻辑所包含的难点，于是将《手稿》中的人的规定即“自然存在”转移到《提纲》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27]上来，而这些无非是赫斯早就提出过的思想。伴随着马克思在对主体概念理解上的这一变化，他终于“同费尔巴哈拉开了距离”，开始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真理”向唯物主义进行转变，从而最后在《形态》中，彻底综合和扬弃了黑格尔左派的三个系列，超越了赫斯，并成为了马克思。

广松涉的这一结论有悖常理。如果说马克思的《手稿》受到了赫斯的影响还勉强说得过去，那么说《提纲》甚至《形态》都在赫斯的“压倒性影响”之下则令人无法接受。尽管广松涉辩白说，自己并没有想去否定“马克思的独创性”，但这种解释必然会给人们留下不良的印象，即到《形态》为止，马克思不是费尔巴哈就是赫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东西！后来，可能连广松涉本人也意识到这一说法有些过分，在1984年出版的“选书版”《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中，对早年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反省”，称自己当时对赫斯与马克思的一致性强调得过了头，而对他们的差异性分析做得较少，结果没能说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内发的思想发展过程”，反而鼓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赫斯的追随者这一论调。[28]当然，这是后话。

实际上，广松涉采取这种极端的观点是有其深层理由的，正如广松涉这篇论文标题所示，他是想借赫斯这一因素完成对“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构”，更进一步说是想完成自己对马克思的独创解释即“广松哲学”的建构。众所周知，广松涉在早期马克思研究史上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命题：“恩格斯主导说”和“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而这两个命题其实都跟他对赫斯的解释有关。所谓“恩格斯主导说”是广松涉研究《形态》文献学的基本结论，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形态》不是在马克思主导下，而是在恩格斯主导下完成的。这一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当时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认识高于马克思，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早两年接受了赫斯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而且恩格斯在《形态》中构建分工理论时，也“具体接受和发展了”赫斯的“共同活动的异化”以及生产力等思想。[29]如果说连恩格斯的思想都是向赫斯学习的结果，那么，在《形态》以前，让赫斯成为马克思追赶的目标是顺理成章的。至于“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命题，该命题的核心是将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时间定在《形态》时期，因此，在这之前是不能让马克思以独立的思想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马克思置于别人，譬如赫斯的思想框架之下，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低于赫斯的水平。

总之，广松涉采取这种极端的观点有利于支持自己的“恩格斯主导说”和“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命题。从这一点来看，广松涉与其他的赫斯研究者不同，他显然是把赫斯当成了一个“广松哲学”的构建性因素，这在世界的赫斯研究中并不多见，在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我国的张一兵也具有同样的问题意识。从“用于建构”这一问题意识而言，广松涉的赫斯研究的确有高人一筹的地方。但是，他毕竟走得太远了。广松涉的论文发表没多久，就遭到了日本研究黑格尔左派的第一号人物良知力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