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良知力发表了一篇题为《赫斯能够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吗？——评广松涉先生的早期马克思论》[30]的论文，批评广松涉“多少有些得意忘形了”[31]，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赫斯不足以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这一结论。

首先，良知力批评了广松涉在对赫斯思想理解上的问题。譬如，在前面关于马克思和赫斯在“主体概念的设定方式”上的差异的论述中，广松涉没有看到“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是一种进步”，反而认为费希特式的“自由”高于费尔巴哈的“人”的概念，这与人们一般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认识不符；广松涉没有看到在《行动的哲学》与《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本人的思想进步，只是笼统地讨论了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没有看到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三篇论文与《论货币的本质》的方法论在原理上的差异。“单纯地说，《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论文，特别是《行动的哲学》是以赫斯的方式将费希特=鲍威尔路线纯化了的无政府主义；而《论货币的本质》则是从斯宾诺莎=费尔巴哈流派出发去克服费希特主观化的出发点。”[32]《行动的哲学》的核心是“以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为行动的发条的变革的哲学”；而《论货币的本质》则是“将以现实的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异化理论应用于经济社会”。从《行动的哲学》到《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的思想有一个从费希特（鲍威尔）到费尔巴哈的转变过程。从这一点来看，良知力和科尔纽的判断一致，但与广松涉是相反的。

但是，广松涉却明显缺少这种从纵向把握赫斯思想发展的视角，结果提出了一个《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荒唐结论。因为，按照上述分析，《行动的哲学》的立场是费希特（鲍威尔），而《论货币的本质》的立场则是费尔巴哈，1843年至1844年前期的赫斯还处于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两极分解”状态，换句话说，他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型，顶多处于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转变途中。而《手稿》中的马克思虽然也受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正如《手稿》序言所表明的那样，《手稿》动摇于费尔巴哈的所谓‘发现’和黑格尔隐秘的‘批判’之间”[33]。也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框架而正在走向“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框架。不要说结合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就是多出黑格尔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在以批判黑格尔为己任的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实属不易，譬如，赫斯本人至死都没能真正地接近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说《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判断确实低估了马克思的思想水平。

其次，良知力对广松涉“直到《提纲》为止马克思才全面接受了赫斯”的判断也提出了批评。良知力承认赫斯《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费尔巴哈批判的确和《提纲》有很多重合之处，但认为广松涉的论断忽略了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包括：（1）广松涉说马克思在《提纲》中因“能够追随赫斯的水平”而转向了唯物主义，但问题是赫斯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但却一直没能接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主语和宾语颠倒的批判这一唯物主义立场。既然如此，马克思怎么能跟随赫斯转向唯物主义？（2）因此，赫斯不可能以“感性确定性”为出发点，把“活动”和“实践”“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4]，而只能坚持“思维是人的自我活动”这种唯心主义的实践观。这一点与山中隆次和畑孝一对赫斯的批判一致。（3）赫斯跟费尔巴哈一样从直观概念出发，拒绝了黑格尔的中介范畴，因此“他所谓的社会本身都只能是脱离历史过程的、被形而上学地教条化和乌托邦化”[35]的东西，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即“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36]同样也适合于赫斯。（4）赫斯由于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当他一旦把目光投向现实的经济社会，就只能用“超历史的规范与历史相对”，“只能在拜物教的直接形式中去把握现实的经济社会”，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所坚决反对的。一句话，《提纲》中的马克思与赫斯的差异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差异，而如何判断这种差异才是理解赫斯与马克思关系的关键。

针对这一批判，广松涉后来又写了《对良知力先生批判的回应》[37]一文，一方面声称自己并没有想让赫斯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言外之意是说良知力误解了他；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对上述批评予以了回应，基本上拒绝了良知力的批判。对此，良知力一直未再做出回应，后来他在《试论早期马克思》的“后记”中对个中理由作了说明：“这次我之所以没有那样做，一个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再回到这一主题上来，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再对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这一特定的问题进行讨论已不是生产性的。”[38]正是有了这样的判断，风行一时的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论争”也就此中断，两位日本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这不能不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件憾事，其实也是世界赫斯研究的一件憾事。因为，能这样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和马克思哲学内部来讨论赫斯，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

那么，良知力本人是如何看待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的呢？良知力在另一篇论文《德国早期社会主义中的历史构成理论》中从正面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这篇论文中，他对比了魏特林和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明确提出相对于魏特林的“平等主义的共产主义”，赫斯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跟马克思的《手稿》更为接近；在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应用于社会批判这一点上，“赫斯那里存在着马克思《手稿》的观念论原型”[39]；在赫斯的“行动”和“实践”理论当中“存在着《手稿》人本主义的原型，隐含着存在主义解释的萌芽”[40]。在与广松涉的论战中，为了纠正广松涉没能从纵向把握住赫斯思想变化的缺陷，他还提出了与其说是《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还不如说《论货币的本质》与《手稿》明显一致的观点。不仅如此，良知力甚至还认为，“正如广松所指出的，如果只从想法和用语来看，（《论货币的本质》）有些地方不仅领先于《手稿》，还超过它跟《德意志意识形态》接近。例如‘交往’和‘生产力’概念就是如此”[41]。由此看来，良知力也有跟广松涉相同的一面，积极地承认了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只不过他不赞成将这一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提纲》，更不认同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完全置于赫斯的思想框架之下。

但是，良知力在比较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背景时，发现了《手稿》中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从赫斯的“两极分解”立场前进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我们知道，卢卡奇曾经在《莫泽斯·赫斯和观念辩证法的问题》一文中将赫斯作为因不懂辩证法而成为 “彻底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42]的反例，彻底否定过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卢卡奇的观点后来在“回到赫斯”运动中也被作为轻视赫斯的反例遭到了批判。但是，与一般的“回到赫斯”论者相反，良知力不仅亲自翻译了卢卡奇的这部文献，而且还继承了卢卡奇的赫斯批判，称赫斯由于全盘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结果与费尔巴哈一样，陷入了伦理性或宗教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依我看来，良知力抓住了赫斯甚至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命门，从《巴黎手稿》来看，这的确是马克思与赫斯们的最本质的区别。

从山中隆次和畑孝一对赫斯影响的否定，到广松涉对这一影响的夸大，再到良知力综合上述两种观点，采取了一种堪称“合题”式的态度，日本的“回到赫斯”运动仿佛经过了一个对赫斯的“正——反——合”（These—Antithese—Synthese）式的评价过程。这场运动的**出现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那以后就相对沉寂了。从正面来说，这场运动对日本的青年黑格尔派研究以及重构马克思“历史原像”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其影响，对鲍威尔、卢格、舒尔茨等人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专著；从负面来说，由于“广松哲学”在日本哲学界的巨大影响，他的赫斯“压倒性影响”说客观上也带来了对马克思本人独创性的轻视，从外在因素来说明早期马克思内在形成的做法也成为一种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