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分化、危机和重建问题，如果我们继续思考，就会发现，的确还有很多深层的东西值得挖掘，需要问题化。例如：为什么会发生分化和危机？为什么重建难以奏效？表面看来，这是意识形态的转换，是社会语境的变化，是体制性的束缚，等等，但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虽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样的回答已然切合知识生产的实际情况，基本上不需要再追问了；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会发现，依然有一个隐微的原因使文学理论分化和危机得不到“停消”，更遑论在“停消”的基础上予以建构了。这个原因就是，现代性的发生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学理论”。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就难以找到建构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的可靠基础了。当然，这并不妨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实际运行。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要将好文学理论视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换言之，“好文学理论”之问不是要追问出一个本质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乃至“科学”的答案，也并非要求得一个上帝般正当的存在。毋宁说，它是要在一个没有实体本质和天然正当的基础上，通过交往理性的施为，建构一种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正当性的文学理论。好的文学理论必定既合法又正当。我们要在重建文学理论合法性的过程中，考虑“好文学理论”的正当性问题。例如，我们可以远离文学来生产文学理论知识，但为什么要远离？我们可以从事文化研究，但为什么要从事文化研究？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文学理论建设方案，但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方案？我们都有很正当的理由吗？如果没有，那么这样的知识生产就难以有好的合法性，也就难以有效地参与到这个时代的“结构性问题”之中，同时难以生产出关于文学的好文学理论，甚至还会加重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如此说来，文学理论的重建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这里不妨从什么是好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文学理论的重建以及“文学理论家”如何可能存在等问题进行一个简要的“假定性”说明，以见出“好文学理论”之问的重要性。

首先，关于什么是好文学理论的问题，其答案不是现成的、实体的，但是我们可以基于所认同的理由，将好文学理论选择性地进行设定。比如，我们这样设定其研究对象：好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只要某一研究对象具有“文本性”，通过对它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建立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联。

其次，如果这种设定的好文学理论，经过学理的论证之后，非常具有说服力，继而在学术场域之争中获胜了，也就是得到了合法的承认，那么文学理论的重建工作已然随着好文学理论争胜的过程展开了，接下来主要就是将这种好文学理论观进行具体化的实践的问题了。

最后，这样的好文学理论如果的确存在，那么“文学理论家”也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如果上述假定性说明有道理，那么好文学理论的问题恐怕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值得提及的有两点。一是在诸神纷争的现代语境下，好文学理论往往不止一种，因此，无须担心好文学理论乃现代性的敌人。二是好文学理论的论证，除了在学术场域中争胜的途径之外，还有在更大的公共领域中争胜等多种途径，因此，也无须担心好文学理论的学术体制化。但目前，我们要么缺乏“好文学理论”之问的意识，要么将好文学理论争胜的空间锁定在一个体制化的学术场域之中，从而导致即使有好文学理论，也难以有更合法化的好文学理论。而没有合法化的所谓的好文学理论，更多只是一种个体想象乃至文化控制，其生命力可想而知。这就是大学课堂难以有合法化的好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更遑论在其他与文学有关联的空间中存在这种文学理论了。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应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起一场关于什么是好文学理论的追问和讨论，并借此展开新一轮的文学理论合法性重建工作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学界投以关注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1] 需要说明的是，那种以“教材”形式出现的所谓“元文学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理论学。只是这种文学理论学往往缺乏反思性。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具体论证。

[2] 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3] 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

[4]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切入。比如，从文学理论的知识性质入手，它与文学理论是一门“中介性”的学问有关。所谓“中介性的学问”，意思是说文学理论生产的不是“上位”的知识，也难以生产出“源发”的知识。因此，它具有寄生性，需要从其他学科获得知识视域/理论资源。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性质的问题，可参见李春青：《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与合法性》，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张柠、徐欢：《作为“他者”的文学理论》，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1）；冯黎明：《明天谁来招安文学理论？》，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5] 按理来说，这种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最有可能诞生“文学理论家”，因为它可以具体地去言说“文学”。可是，即使是这一类文学理论，也还是局限于理论研究，往往以研究现成的理论为能事。这倒不是说要放弃理论研究，只是它依然不怎么对现实的文学现象/问题进行切实的关注。即使关注起来，也是举例来论证某一个理论，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问题生产出独到的“知识”——“文学理论”。从这个方面看，它也是远离了“文学”。

[6] 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见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刘再复、李泽厚：《审美判断和艺术感觉——与李泽厚谈美学》，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8] 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载《文艺研究》，2002（4）。

[9] 参见赵淳：《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1993—2007》，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王一川：《面向文化：文学理论的新转变》，载《文艺报》，2000-07-04。

[11] 有不少学人从不同的方面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关联问题。陶东风也曾自述其在1993年左右的知识调整问题，其中突出的即社会科学知识。参见陶东风：《文化与美学的视野交融——陶东风学术自选集》，26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王光明也曾回忆说：“在90年代初，我预感到中国在变化，学问的方式也需要调整，同时比较自觉地读了一些书，自觉进行从批评到学术的转移。”参见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蔡翔则认为，80、90年代的问题差异导致了文学研究的知识资源诉求的转型，80年代围绕在哲学、美学、心理学周围，90年代则凸显了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参见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4）。

[12] 汪晖：《死火重温》，4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3] 刘再复、李泽厚：《审美判断和艺术感觉——与李泽厚谈美学》，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4] 周宪：《文化研究：学科抑或策略？》，载《文艺研究》，2002（4）。

[15] 张梦阳：《从启蒙到普世——刘再复文学思想的一条主线》，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