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之下的文学理论发生了知识合法性危机。我们不妨从“学问”这个话题切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怎样才能做到“有学问”，而且这种“学问”具有“专门性”，能够相对地区隔其他领域的“学问”？比如，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法学家、经济学家、房地产研究者往往都是有“自身学问”的人。但是相比之下，文学理论家的学问总是难以凸显其“学科性”和“专门性”。甚至可以说，文学理论这个学科难以使人有学问。[4]这是否与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有关，是否与文学理论远离文学有关？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除了文学、理论之外，还可以是文学理论自身。但这几种研究对象，现在越来越远离“文学”了。这就奇怪了。如果说以理论、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得文学理论的注意力不直接指向文学，而最多提供文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宏观方法等，那往往就不怎么具体地阐释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不提供一套具体而有效的阐释模式和批评方案了。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那种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也远离了文学呢？原因在于，重要的不是拿不拿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怎样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现在，即使将文学当作研究对象，研究的也主要是其“文学性”，是“外部研究”，是在关注一种文学成为一种文学的原因和发生机制等，而不是怎样更具体地理解文学，阐释文学，进而区分出文学的好坏与高低。在这种境况下，文学理论也就“远离”了文学，并最终导致学科危机的出现。[5]童庆炳就对这一点予以了指认：“文学活动是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根基。但现在的文学理论的现状是理论脱离实际，文学理论对这些问题或者是漠不关心，不予理睬，或者虽然做了一些回答与解决，却显得力不从心，功效甚微。这就是危机。”[6]

这种危机的相关表现就是使我们缺少一套阐释文学的“技艺”，不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专家，放弃了成为有“文学”“学问”的“文学理论家”的机会。不妨说，学院内外，人们对文学理论家的学问诉求，更多的是指其“文学”“学问”。可是，我们往往没有这样的学问，甚至很欠缺这样的学问。于是有学人指出，我国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缺乏鉴赏能力，“自己谈一套，也谈得头头是道，但无法面对活生生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7]。

没有“学问”还有一个历史延续的原因，那就是文学理论一直以来充当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在这种身份之下，文学活动往往不需要“理论”解释，而只需要“审批”。于是，文学研究只需要将文学分为左、中、右，只需要看其是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还是解构主导意识形态的，等等。在国家意识形态需要文学理论话语予以建构的时候，在文学需要借助文学理论话语获取文化资本的时候，文学理论提供给文学的并非一种“知识”。也就是说，它提供的不是一套解读文学的直接或间接的技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正确性”。对于这一点，有学者非常精要地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贯彻国家文艺政策的需要，文艺学被认为是指导各类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学科，只有那些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人，才被认为有资格担任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显然，文艺学在当时的显要地位，文艺学同其他文学学科之间的所谓主次关系，都是由体现在学术体制之内的权力关系赋予的。”[8]为此，文学理论尤其是教材文学理论，往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征。更有甚者，这样的文学理论往往不“讲道理”，失去了理论的基本品格。可想而知，这样的教育难以使人获取一套解读文学的技艺，更遑论成为有学问的文学理论家了。但是，这个没有“学问”的问题长期以来都没有被“问题化”地呈现出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1993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转型，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急遽弱化，即使以“工程”建设的形式来实施，恐怕也见效甚微。同时，市场体制化了的文学开始“势利”地处理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更多地把文学理论当成“鸡肋”。此时，文学理论就出现了知识的合法性危机。

危机中的文学理论大致从三个方面展开了“重建”工作。一是走向学科型文学理论，即围绕文学理论学科，提出了种种建设性的方案。这就是“学科型文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原因。二是从国外学习“理论”，试图将其当作生产知识的“工具”。在这一动机之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引介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9]三是回到现实，把那种市场体制化语境下的文学重新纳入研究的视域之中，并借此生产关于它的文学理论知识。可以说，这是一种以研究文学为旨趣的文学理论重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又大势所趋般地走向了文化批评理论，正如王一川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已经和正在寻找一种面向文化的新转变”[10]。因此可以说，这种重建工作并没有收获多少有关文学本身的知识。

不妨说，这三个方面的重建工作，并没有培养出“文学理论家”，除了它们的研究对象往往都远离“文学”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值得提及的原因。

第一，文学理论所使用的理论资源方面的原因。文学理论在展开重建工作的时候，其理论资源大多来自社会学、政治哲学、媒介传播学等。[11]由于受理论资源及其特点的制约，文学理论更为注重对社会语境、政治体制和媒介环境的分析。它往往把社会符号化为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文学性意味的存在，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同时，它还借助这些理论资源对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生产本身进行分析和反思，将文学理论本身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也正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远离文学，文学理论没有解读文学的切实技艺的一个直接原因。从这里我们甚至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在重建中的理论资源选择，恐怕还是它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的重要原因。当我们未能把各种理论资源很好地转换为文学理论的有效知识视域时，尤其如此。如果说，各种理论资源能够成为一种知识/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某一社会问题特殊和有效的回答，那么，当其作为文学理论的理论资源时，就有必要做一转换，从而使得即使有诸如社会学的文学理论、政治哲学的文学理论，它也还是文学理论，而非社会学、政治哲学。

对于文学理论的理论资源选择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现代性进程中，人们越来越对那种具有清晰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对那种偏于提供一种理解的人文学科知识表现出漠然乃至鄙夷。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还是在于一种难以一时改变的体制性实践。汪晖曾对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中出现的人文学科边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敏锐的评析：“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伴随着一种制度性的实践。通过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实践，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制度的实践……原有的知识和语言的有效性逐渐丧失了。例如，如果我们用佛教的语言或者道教的语言讨论当代社会问题，那么，这种讨论至多被理解为个别人的意见，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的系统知识则是无效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的过程中，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立也包含了一个压抑性的过程，它使得其他知识彻底边缘化了。”[12]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这种本具较强人文特性的学科也不得不从社会科学那里寻找理论资源，并以之为理论视角，这就难免使其社会科学化了。此一境况之下，文学理论又何以获得关于文学的“好理解”呢？这恐怕也是文学理论必然远离文学，“文学理论家”难孚众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了。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术体制方面的原因。**退去的20世纪90年代，成了一个务实和建设的时代。大学里的知识生产渐渐体制化了，并具体地以学科建设作为知识生产的切实目标。

围绕着学科建设，文学理论界产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但这批科研成果往往凸显的是学术旨趣，以理性的分析、材料的钩沉、结构的完整等规范性操作见长，那种注重审美判断和鉴赏感悟的文学理论“知识”反而遭遇压抑，甚至落得“不学无术”的名声，也难以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也就慢慢地远离了那种有效阐释/理解文学的文学理论。不妨再退一步说，即使这种学术体制化下的文学理论职业人员产出了一些与文学相关的所谓文学理论，恐怕也难以有效地理解文学，毕竟文学是不可能被纯粹的理性分析出来的。这也是作家几乎不看文学理论，读者往往不信任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曾切身地指出，一些文学理论书，甚至包括一些文学史著作，读过之后，“除了得到一些‘知识’之外，完全无助于我提高审美能力”[13]。个中原因，还可以认为是，体制化的文学理论知识不需要在市场上竞争，因此对于它能否有效地阐释文学，能否满足接受者（消费者）的诉求等问题，知识生产者往往不予考虑，甚至还美其名曰“无用之用”。

因此，一批没有多少“风格”和“自我”的知识肆虐般地大行其道起来，在知识生产的机器里循环往复地变着花样“组装”，招摇过市，“把文学活生生的肌体割裂为适合于学科细分和主题归纳的刻板格局，无可避免地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现和富有灵性的创造”[14]。张梦阳为此感叹道，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本应是“文学思想家”，现实却是文学研究学者。依其之见，这两种身份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分：“与文学思想家相区别，那些技术性的文学研究学者，却往往仅限于‘技术化’地处理知识，缺乏‘问题意识’，不具有理解问题特别是根柢性思想问题的兴趣与能力，对文学思想家提出的问题仅肯也仅能在技巧的层面上做出反应……尽管他们有时对知识掌握得很精确，资料积累很丰富，文章也写得条分缕析，甚至于很漂亮，但是却始终跳不出甚至意识不到奴性的思维窠臼，总是在奴性的思维定式制驭下进行着无效的劳动。即便他们做出的种种成果被贴上所谓‘科学’的标签，换取了导师、教授甚至大师的头衔，也只能……是‘奴隶的科学，奴隶的理性主义’。他们的勤勉，也不过是‘奴隶的勤勉’。”[15]这样的说法虽然不乏偏激之处，但的确道出了为什么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家”如此难以有“学问”。

如果说目前还存在这么多使得文学理论家没有学问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一时间还难以消失，那么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文学理论的重建工作并没有完成，现代性的知识分化及其所导致的危机还没有消除。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依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深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