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可以从不同视角予以聚焦和理解，这里我们主要选择两个角度。

第一，是后形而上学知识观念的推动。

我们知道，黑格尔以后的西方思想史，其主导的知识型就是后形而上学。所谓“后形而上学”，并不是一个实体的概念，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思想家的理论主张，而是一个思想型的概括。在这种思想型的装置中，人们不再采取主客二分的认知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为二，不再去寻找那种所谓的纯粹的、终极的、永恒的知识与价值。在后形而上学思想看来，根本就没有那种知识与价值。后形而上学的这种观念导致了反思性思维方式的出现。我们不妨以黑格尔之后的马克思为例，来简要论及这种知识型所导致的反思性思维方式之发生的必要性。

马克思是一个具有后形而上学思想观念的开创者。这里，我们仅以其所继承与改造的重要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为例。关于这种思维，詹姆逊阐发得较为出色。詹姆逊认为，辩证思维“是思维的平方，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强化，从而使一种更新了的光线照亮这些过程强化的客体（对象）”[12]。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要有反思性，要能反思到思维本身的局限性。比如，我们的思维也不可避免地有视角选择，已有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社会语境、认知兴趣等都会影响我们对思维客体或对象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思维与所研究的客体是一种同等的历史行动”[13]。

不妨提及的是，詹姆逊所阐释的这种马克思的辩证思维与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关联甚密。布迪厄就力图运用场域、资本、习性等概念反思知识/真理生产的运作逻辑。在他看来，“所有知识，不管是凡俗的还是学究的，都预含了某种建构工作的观念”[14]。也就是说，所有知识/真理都是被建构出来的，无论是知识/真理的对象、范围，还是知识/真理的性质、特点，都不是自然如此的，因此，都需要展开科学反思，去发现其背后利益博弈、符号暴力的事实。布迪厄为此下结论说：“社会科学必然是一种‘知识的知识’。”[15]由此可知，布迪厄力倡反思社会学本身即对后形而上学的应答与参与，这就说明了走向反思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型是后形而上学思想史的内在诉求。

回到本土语境中，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史上具有后形而上学旨趣的知识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利奥塔、福柯、布迪厄、罗蒂、詹姆逊、阿伦特等欧美思想家被广为接受甚至炙手可热，他们再生产性地参与到了当代中国的知识场域之中。这种再生产性的参与，当然不是简单的知识观念移植，而是有着中国本土性的诉求。就其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关联而言，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妨说，与思想史关联甚密的文学理论不可能摆脱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仅以知识/真理观而言，后形而上学知识型认为知识/真理不是主客二分的认识发现，而是亦主亦客的阐释所形成的意见。这种意见表明，那种绝对、单一、永恒的本质、规律是虚构的存在。在这种观念的塑造下，文学理论所意欲追寻的真理形态也就必然地要发生转换了。简单说来，文学理论所追问的知识形态不是那种实体性的真理，而是那种具有阐释意味的意见。既然如此，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就应该去除真理崇拜。

然而，当我们回到现实中，却发现20世纪80年代所形成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念依然在不合时宜地以绝对真理的形式再生产性地参与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中，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16]。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针对于此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便应运而生了。

其实，穿越形而上学的迷幻而入住后形而上学之家，可谓文学理论知识转型的内在诉求，因为不如此，文学理论就会发生知识合法性危机。这一点，早已有学人提及：“文学理论发展到后形而上学时代或后哲学时代，主体性标准、理性标准、科学标准等显然过时，不足以充当当今文论知识的合法性依据。”[17]的确，主体性、理性、科学性等表征着真理可以离开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此在”“存在”的形而上学思想，如果继续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之中发挥再生产性的效用，那么造成文学理论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就是必然的了。因为如海德格尔所言，离开存在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唯当此在存在，才‘有’真理。唯当此在存在，存在者才是被揭示被展开的。唯当此在存在，牛顿定律、矛盾律才在，无论什么真理才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前，任何真理都不曾在，此在根本不在之后，任何真理都将不在。”[18]海德格尔要追问的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真理，而不是那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真理。存在论的真理是超越对象性意识的、守护着那看不见的世界的、拒绝遵循目的—手段逻辑的真理。而认识论的真理会使世界丧失意义，使世界变得算计化、技术化和工具化。这样的世界，又如何可能有文学和文学理论呢？为此，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真理才是文学和文学理论所追寻的真理。反思性文学理论正是一种钟情于后形而上学真理的理论，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出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兴发是有思想史理由的，那就是受后形而上学的召唤，或也可以说，是为了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赋予文学理论以知识合法性而生成的一种知识话语。

第二，是为了回应社会科学的冲击。

随着现代化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散播，一个现代性的社会逐渐得以形成。但是，这个形成中的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实体化存在。例如，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就有相当大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呼唤现代化是主导性的话语形态，此时更具感召力的人文学科占据着主导性的位置。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反思是主导性的话语形态，此时更具分析阐释力的社会科学的话语优势便逐渐凸显，甚至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对人文学科的知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汪晖曾对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建构中存在的压抑性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评析：“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的过程，伴随着一种制度性的实践。通过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实践，特别是现代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制度的实践……原有的知识和语言的有效性逐渐丧失了。例如，如果我们用佛教的语言或者道教的语言讨论当代社会问题，那么，这种讨论至多被理解为个别人的意见，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的系统知识则是无效的。这意味着，在历史的过程中，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建立也包含了一个压抑性的过程，它使得其他知识彻底边缘化了。”[19]社会科学凭借其更具阐释力的优势被纳入现代国家的制度性实践之中，于是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人文学科在知识竞争中被冷落和疏远。这的确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兴起之后，文学理论这种人文学科的存在境况。文学理论如何回应现实的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如何才能增加其阐释的有效性，已经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学理论走向了反思。这种反思，大体而言是从这样两个方面出发的。一是文学理论从业者较为主动地反思与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于人文学科内部的知识，主要是超越形而上学而走向后形而上学；对于人文学科外部的知识，则主要是吸取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20]这种超越与吸取可以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逻辑转换准备知识学前提。而当这种具有反思性的后形而上学知识与反思社会学结合的时候，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反思性转向便势在必行。二是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本身的理论逻辑、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可能的未来走向进行反思与建构。文学理论通过这种反省与清理，转换和更新知识生产的理论逻辑，寻找这种知识形态所存在的理论问题与现实局限，进而解决、改进与完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

文学理论的反思及其建构，使得文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的关联性和接合度有了改观，特别是伴随着这种反思及建构而展开的文化研究与批评实践，更是增加了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有效性。同时，这种反思也带来了文学理论本身的自觉，这种自觉至少产生了这样一个效果：文学理论走向了反思性的知识型，也就是出现了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的文学理论有可能使得文学理论越来越独立于文学，成为能把握时代精神的知识，这也是文学理论走向自律的表征。这一点，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过。例如，金惠敏曾提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说，并且认为：“文学理论某种程度地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的品格绝对是文学理论的大解放。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推促它驶出小桥流水、向生活的大海破浪远航。”[21]这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倒不是说它与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它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自觉地生产出关于文学的理论。陶东风也指出：“通常人们把文学理论定义为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但与其说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不如说它是研究文学活动的规律是如何被建构的？谁在建构这种‘规律’？为什么建构这种‘规律’？通过什么媒介建构这种‘规律’？这种建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能否像‘上帝’那样超越地去建构？”[22]这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是追问为什么有这种关于文学的理论。而追问为什么有这种关于文学的理论，正是反思性文学理论题中应有之义。

反思性文学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西方其实也有所闻，只不过它常常被称为理论、批评理论。当然，其与我们这里所言及的反思性文学理论，虽然在自觉性、跨学科性、实践参与性等方面有深刻的契合，但还是有一定区分的。这主要表现在理论/批评理论，有可能不涉及文学，而反思性文学理论则不主张脱离文学。反思性文学理论力图建立文学理论与当下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之间的有效关联。即使反思性文学理论不与具体的文学阐释相关联，它也没有完全离开文学。因为反思性文学理论在脱离具体的文学阐释的同时，也因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知识旨趣而具有有效阐释某一文学理论知识的能力，也就是它能让人们理解某一文学理论被建构起来的内情。

总之，反思性文学理论因其能与文学建立联系，能有效阐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逻辑，因此回应了社会科学的冲击，同时这也是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合法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