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反思性文学理论？简而言之，它是现代知识体制下生产出来的一种具有自觉性的文学理论知识。这种文学理论知识能有效地阐释现实社会文化/文学问题，其本身又具有独立把握时代精神的能力，能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一道参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建构。这就意味着反思性文学理论往往有两种子形态。一种是“为文学的文学理论”（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第一种形态），这种文学理论强调的是要有能力对文学活动进行有效阐释。此时的反思性文学理论主张运用各种人文社会理论知识，从事具体而语境化的反思性分析和科学性阐释，破除意识形态的幻象和平常误识的遮蔽，从而建构起文学理论与实际社会文化历史存在状况的关联。另一种是“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第二种形态），这种文学理论强调自觉地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反思某一文学理论知识观念和话语形态是如何以及为何建构起来的，在反思的同时建构一种具有问题针对性和时代精神气韵特点的文学理论。这样，这种文学理论就可以具有自律性，可以独立成为一种区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知识。

反思性文学理论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

第一，反思性文学理论主张生产出具有阐释力的文学理论知识。它往往假借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框架对现实的较具公共意义的文学/文化现象/事件/问题进行阐释，力求分析得较为具体化、语境化和效用化。这种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建构是一个实践层面的问题，需要在实际的应用层面中展开。但它也并非没有理论层面所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米尔斯所提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它能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能够将个人和集体的困扰转换成公共议题，从而增强社会学的阐释有效性和公共参与力，也正因此，社会学才有前景可待。[23]米尔斯的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无疑也是反思性文学理论所需要的。它至少提醒我们，反思性文学理论要想具有效用性和阐释力，成为反思性的文学理论，就必须参与到时代的结构性问题中，同时在这种参与中建构出一种公共话语的文学理论。[24]

这里不妨提及这种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要涉及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尤其要对那种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知识了然于胸，但是在使用时需要力求反思化、历史化与实践化。二是要将韦勒克、沃伦所力主区分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结合起来，合理地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韦勒克、沃伦认为，一方面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学史要加以区分，这是文学本体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25]；另一方面三者之间是有关联的。这样看似辩证完备，但是，韦勒克、沃伦显然没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里仅指出一点，那就是韦勒克、沃伦在区分三者的时候，有可能造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非反思性存在。因为韦勒克、沃伦所说的文学理论，即所谓的发现文学的原理、规律、标准的知识，可称之为“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在韦勒克、沃伦看来，这种文学理论其实是从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实践中独立出来的。独立出来之后成为文学批评、文学史可资参照的知识，这当然没有错，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恰恰是那种需要被“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第二种形态）予以问题化而进行反思的知识。也就是说，韦勒克、沃伦所谓的文学理论，并非可以离开反思而永恒存在的真理。这倒不是说没有“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26]，而是说，“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其实也是在具体化和语境化的文学阐释活动中生产出来的，是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中转换生成的。这样说，不是要否认这种形态的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是要指出其非“公理性”的特点，它其实也是“一种历史性与地方性的话语建构”[27]。因此，当它作为理论逻辑和知识预设而再生产性地参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时候，是有可能造成唯智主义的误识和偏见的，即“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28]。也就是把本来要在具体的实践中解决的文学问题附和到某一文学理论观念之中，作为这种观念的例证。这正是文学理论缺乏有效阐释力的重要原因，也是文学理论界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反思性文学理论则力主走出这种误区。

为此，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韦勒克、沃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要结合起来，让文学理论自觉地参与到文学批评、文学史的实践中，做到“理论的批评化”[29]，同时，在这种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所展开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中生产出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到“批评的理论化”[30]。

第二，反思性文学理论主张在反思中生产知识，以求达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自觉性和有效性。这个维度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展开，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有意识地就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史进行反思，在这种反思中建构自觉的文学理论知识。反思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史，不是简单地进行学术史编年写作，而是要将已有的文学理论知识问题化，追问某一知识是在何种语境下，在何种场域格局中，出于什么目的和利益生产出来的，其内在的知识逻辑又是怎样生成的，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又引发了怎样的学术效果，等等。这个层面的反思性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往往研究的是该学科的基础性问题，如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历史和形态探究、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维和方法问题、某一种文学观念的反思与建构、某一文学理论关键词的概念史研究[31]、某一种文学理论教材的反思与建构等。

这种知识生产是要进入学术史之中并与之对话，在对话中达到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内在会通，从而建构一种具有反思特点的知识。这样可以较好地凸显人文学科知识生产的累积性特点，强化人文学科知识生产的科学性和合法性。[32]同时，这种进入“本土”文学理论史之中的研究，可以摆脱文学理论对文学的依附性[33]，甚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所固有的对西方理论的（苏化、欧化、东亚化）依附性地位。

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有必要编选一部能得到较大认同的“现当代文学理论知识史选本”。这可以更好地让入门者进入知识生产的历史中，也有助于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知识共识的建立。这种历史和共识的建立，正是一种学科走向自觉的表征。也正是这种自觉使得人们越来越觉得，这种反思性文学理论在走向“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如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一样设置“现当代文学理论史”等研究类的课程乃至学科，以此增加文学理论的学科自觉，促进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有效累积和有序增长。

另一方面，是以把握时代精神的高度来语境化和历史化地生产文学理论知识，使得人们仅仅通过文学理论的知识就可以理解当下的社会精神状况，以此来回应社会科学对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知识的冲击，进而使文学理论具有独立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特点。借此，文学理论知识可以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一道，参与塑造人们的文化观念、感**乃至未来想象。

需要提及的是，这种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依然要借助哲学思想、社会理论、政治哲学乃至媒介理论，以此来面向文学乃至社会发言。例如，提出一套对“什么是文学”“如何研究文学”“怎样阐释文学的意义”“什么是文学理论的知识”“文学理论有什么用”“文学理论的走向”等问题的理解。[34]一如某些学人所提及的：“当代文论的内涵已经受到其他门类社会理论的影响，它所要承担的职责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解读，而是和社会精神、时代精神以及个体精神世界紧密相连。”[35]

由于文学理论知识话语的现代建制已经时间不短了，因此积累了自身合法性所需要的知识话语。[36]也正因此，文学理论才有可能走向自觉，才有反思的可能。可以说，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在当下已然有了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它越来越学术化了，以至于可以离开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批评，或者说整个文学活动来生产知识了，也可谓走向了“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而逐渐远离了“为文学的文学理论”。它不再需要跟着文学实践走，文学实践也可以不跟着它走。在这种境况下，人们的确可以认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只有当理论用以说明艺术作品时该理论才有价值，这种假设非常有趣。这种想法背后潜伏着的是清教徒式的信念：任何无用的、不会马上产生现金价值的东西都是一种罪恶的自我放纵。”[37]

关于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存在的可能性，早有学者予以了指认：“它（指文学理论，引者注）来自文学，但已然显出为一个独立于文学的思想文本，就像文学源于现实而又不等于现实，它能够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于文学作品而是一完整之生命体。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它虽然与现实隔着创作一层，但也间接地反映着现实，它本身堪称一精神现实，这里就不提文论家作为社会人对其理论与社会之连接的根本保证了，也不去说文论家在人性上的天赋美感，它不假外求而自有。文学理论一旦作为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就有权力向它之外的现实讲话，并与之对话。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也可以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学’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言。这不是偕越，而是其职责，是文学理论作为美学、作为哲学的社会职责。”[38]

“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的确具有脱离文学的可能，它不以具体地阐释文学活动为目的，而以如何阐释文学活动为旨趣。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当下的反思社会学和公共领域的政治哲学观念，生产出一种反思性文学理论的阐释观念：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生产出来的，但读者是具有组织者、对话者和生产者多重身份的人：他要去细读文本；重建作者所处的历史场域，甄别作者当时的场域位置，从而发现他的利益诉求与文化观念。同时，我们承认读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其当前场域位置的影响。因此，读者当前所生产的意义也是需要再反思的，而且这种反思要借助一个公共领域的评价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得出较有共识性和确定性的文学意义。[39]这种反思性文学理论的阐释观其实是在反思与重构已有的文学阐释学理论。因此可以说，这种反思性文学理论其实是在接着已有的文学理论讲，在“接着讲”的同时，其自身又不期然地演变为一种“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也就是说，此时的反思性文学理论成了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理论，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看世界。也正因此，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展开就有了可能。[40]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反思性文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理论。[41]然而，这种文学理论有反思诉求吗？

不可否认，反思性文学理论具有反思的自觉，但是其彻底的认识论断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自身其实也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认识。为此，它吁求一种反思的反思，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对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本身进行自觉的再反思，以求尽量推进这种反思研究的彻底性与科学性。大致说来，反思性文学理论还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予以讨论。

首先，关于反思本身的科学性。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生产主体如何对自身进行彻底的反思，这是一个需要被反思的问题。因为反思者自身也是“如鱼得水”般在被反思的对象之中，他不可能取得那种纯粹的上帝式的反思者位置。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反思者也是“此在”，他不可避免地有生存论所规定的“在世界之中”。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反思者也不能逃避生存论意义上的“前理解”。这样一来，反思性文学理论又怎么能保证这种知识的科学性呢？同时，即便有了这种彻底的科学性，谁又能对这种科学性进行评价？其评价机制又该如何建立？这其实涉及阐释学之确定性的问题，涉及人们如何看待历史、主体、知识、意义的大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提出一点看法：反思性文学理论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更不是一种逻辑游戏和教条性知识，而是一种实践性知识。也就是说，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反思是文学理论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更多的是表明知识生产者在建构知识的时候要有自觉性，在假借理论的时候要警惕被理论所操控，警惕将某一理论当成死教条，从而遗忘了理论的实践性品格。如果这样来理解反思性文学理论的话，反思性文学理论依然可以取得元话语的位置。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才认同陶东风之言：“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话语活动的自觉反思，如果说它和一般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是它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是元理论层面的话语活动。任何学科都有元理论，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是对理论话语的建构性本质的揭示。文学理论就是文学学科的元理论。”[42]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反思性文学理论由于具体的生产实践而伸展了其“为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维度，并演化成一种“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的形态时，它的被反思是必要的。比如，上述反思性文学理论的阐释观就有被反思的知识诉求。

其次，关于具体的“第二阶”的问题研究之实践和开展。这应该是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反思性文学理论如上所述，有“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的维度。这个维度的文学理论主要是对“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的反思，也就是主要就已有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念进行反思。然而，反思之后的具体建构工作往往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另一个“为文学的文学理论”的维度，其实也牵涉具体的实践问题，也就是究竟该如何具体地去阐释文学活动“第二阶”的问题。

不可否认，反思性文学理论毕竟是理论，倾向于“第一阶”式的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与“第二阶”的问题展开无关。其与第二阶的问题展开的关联主要在于，它不把第一阶的存在当成一个实体，也就是力图破除“唯智主义的偏见”，走出“理论拜物教”的困境，为理论祛魅。这样就使得反思性文学理论具有实践性诉求，从而让“第一阶”的理论与“第二阶”的实践得以较大程度的沟通与接合。这就有可能达到“经验研究中实践操作的重大变化，并带来了相当实质性的科学收益”[43]。

最后，关于个体意义/价值。反思性文学理论力求联系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科学有效地阐释文学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理解和阐释文学理论背后的理论逻辑，这无疑有社会科学化的倾向。然而，向来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它处理的应该是与文学关联甚密的个体心性价值/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难道可以被社会公共化地理解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想法是，首先要承认诸如个体、生死、离别、偶然、意义、信仰、命运等私人形而上学问题的存在，要明白这些问题并非可以通过社会科学及公共领域予以彻底解决，更遑论终结。从这个方面来说，形而上学时代的宗教、哲学、文学是具有正当性存在理由的。但是，由于后形而上学的转型，由于社会科学的冲击，由于现实的人生存在境况的变换，我们认为应该改变关于此类私人形而上学问题的看法。这里，我们接受的是阿伦特的意见。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中各部分的所有活动的目标，无论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都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赋予人类生活以意义”[44]。也就是说，价值、意义不是私人的、个体的，个体的人是没有所谓的意义、价值问题的。阿伦特认为，人的活动有三种形式，即劳动、制作、行动。劳动时的人是作为动物存在的，目的是维持人最基本的自然生命的需要；制作时候的人是作为人存在的，但其行事逻辑是功利的，因此，此时的人还不是完全自由的人；行动时候的人在公共领域中展现自我，自由存在，破除了目的—手段的行事逻辑，只有这时，人方为人。

“劳动动物要从囚禁于生命过程的无休止循环，从屈服于劳动及消费之必然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只能通过对另一种人类能力，技艺人的制作、制造和生产能力的运用。因为作为工具制造者，技艺人不仅减轻了劳动的辛苦操劳，而且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世界。生命的救赎，即劳动所维护的生命，是无世界的，要靠制造活动来拯救；我们还看到，技艺人要摆脱他无意义性的困境，摆脱‘一切价值的贬值’，和在一个手段—目的的范畴规定了的世界内不可能找到有效性标准的困境，只能通过言说和行动这两种内在关联的能力，因为它们像制造活动生产使用物一样，自然而然地生产着有意义的故事。”[45]也就是说，作为劳动时候的人，是要被作为制作时候的人拯救的，而作为制作时候的人，又需要作为行动时候的人来拯救。其中的原因，则是人为物、为利而存在的时候不是人的存在，只有当人在公共领域中，真诚地生活在人与人的世界中时，人生才有意义。这也就表明意义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一个与政治有关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阿伦特要追寻的不是柏拉图以来至中世纪的那种在沉思理念与上帝中体验的意义，而是在实际的公共生活中真实经验的意义，或在哲学、神学般的沉思中思考与表达公共问题时所生成的意义。简言之，意义问题实为公共性的问题。[46]

如果我们认同阿伦特的看法，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所谓“私人形而上学的价值/意义问题”，其实是一公共事件，是应该予以科学认识的。[47]为此，反思性文学理论对文学所表达的意义社会科学化乃至公共化就是有道理的了。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文学彻底是公共领域的存在了呢？的确，不可否认，文学可以作为私人领域存在，只是这里我们强调的是文学与公共性的关系。我们依然接受的是阿伦特的看法：“行动者和言说者就需要技艺人在其最高能力上的帮助，即艺术家的帮助，诗人和历史编纂者的帮助，作家或纪念碑建造者的帮助，因为没有以上这些人，他们行动和言说的产物，他们上演和讲述的故事，就根本不会存在。”[48]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是要讲述与公共领域有关的故事的，文学也正是这样参与到公共领域之中的，如此才能生产出与人生关联起来的意义。这难道不是赋予文学意义/价值吗？[49]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认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科学性以及所持有的将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看作文学理论的未来这一未及深思的想法，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再反思的。毕竟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自我习性，难免会陷入一种非反思的陷阱之中。

[1] 需要说明的是，此类文献还有一些因篇幅所限未加讨论，如饶芃子的《借异而识同，籍无而得有——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和展望》（《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杜书瀛的《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方法论”热——新时期文艺学的反思之一》（《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新时期文艺学反思二题》[《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等。此外，我们这里凸显了1999年的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1999年本质化、神秘化，认为它有着命定的本质。相反，我们认为恰恰是由于相似文献的结构性出现，使这一年被建构成了具有阐释可能性的年份。我们只是将它视为一个阐释单位，而作为阐释单位的1999年，与此前此后的年份点是有关联的。简而言之，我们没有讨论1998年、2000年等1999年前后的年份所发表的相关文献，但这不代表我们没有将其纳入视野中。比如，我们也关注了1998年杜书瀛发表的《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2000年陶东风发表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等。只是由于论述的必要，我们提取了1999年这一年所发表的部分与我们的讨论有更为紧密关联的文献。其实，也正是此类文献于1999年前后的出现，才使我们关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判断显得更有依据。不过，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思考的文献和90年代以来有关元文学理论/元文艺学/元文学学/文学理论学/文艺学学/文艺理论学等方面的文献，基本上未被纳入我们的讨论中。这是由于在我们看来，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反思性文学理论学课题。

[2] 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28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3] 参见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4] 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20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5] 参见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1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6] 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34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7] 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25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8] 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载《学习与探索》，1999（2）。

[9] 许明：《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文学研究的个人经验》，载《文学前沿》，1999（1）。

[10] 参见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3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 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2]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30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14]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6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5]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17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6] 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11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17] 杨飏：《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8]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2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9] 汪晖：《死火重温》，4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0] 参见陶东风：《文化与美学的视野交融——陶东风学术自选集》，2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自序，1～6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们主要聚焦性地参考了陶东风关于知识调整的学术记忆，并以之作为我们有力的论据。这固然是由我们的视野所限所致，但同时也是由于陶东风是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代表性人物，这种参考无疑更有说服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将这种知识调整的年份点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发生看成是同时进行的，因为这一方面不符合知识生产的规则，另一方面与我们所认为的不能将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发生追根溯源般地本质化为如1999年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不过，由于阐释的必要，我们抽取出一个年份点内的文献来予以言说应该说是有效的。同时，各种因素促使某一年份点被凸显也是具有一定意味的，值得投以关注和予以阐释。

[21] 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22] 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

[23] 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2版，1～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4] 需要言明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否适合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这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把较为私人形而上学的，诸如个体、生命、偶然、命运、死亡、意义等文学关注的现象与问题看成是认识论的问题和社会政治的实践性问题，那么“人文学的想象力”也许就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我们认为，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当今文化社会语境下，“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应该强调到与“人文学的想象力”相冲突的地步。特别是当阿伦特提醒我们，尘世可以不死，只有人的“言说”和“行动”才能赋予人生意义的时候，我们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的可取之处。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9～12页、183～1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米尔斯也认为：“更何况，严肃的艺术家自身也处于许多困扰之中，他们可以从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中得到大量的学术和文化的帮助。”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2版，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5] 参见[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6] 可以认为，文学理论至少有三种形态：一种是“为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是“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一种是“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这一点，笔者已进行专门论述。参见肖明华：《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论略》，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1）。关于三种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关系，尚需仔细辨认。这里不妨简要提及三种形态的文学理论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关系：反思性文学理论有两种形态，即“为文学的文学理论”和“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的文学理论”，注重的是其与文学的关系。“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则主要是对“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的反思。但是，“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又可以由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形态之一的“为文学的文学理论”生成，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也与反思性文学理论有某种关联。由此说来，反思性文学理论需要再反思。

[27] 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12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28]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9] 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载《文艺争鸣》，1993（4）。

[30] 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载《文艺争鸣》，2001（2）。

[31] 随着文化研究在文学理论界的盛行，关键词式的研究已然渐趋展开，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陶东风等《文化研究》；季广茂《意识形态》等）；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安德鲁·埃德加、彼得·赛奇维克《文化理论：关键概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另外也有单篇论文涉及这一方面，如高建平《现代文艺学几个关键词的翻译和接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肖鹰《美学与文学理论——对当前几个流行命题的反思》（《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等。这里所列举的关键词式的研究并非本文所提及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不仅因为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关，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所认为的具体地进入本土学术史的反思研究有区隔。换言之，大部分研究都缺乏反思性，没有把一种知识历史化和语境化，而停留于词源学式的介绍。从这个方面来说，它还远未达到概念史研究的自觉。概念史研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关系探讨，值得具体展开。关于概念史研究的要义，可参见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冯天瑜、刘建辉、聂长顺《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见黄兴涛：《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余来明《“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6期]；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等相关文章。

[32] 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科学性和合法性问题，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渐已凸显。反思性文学理论对此具有一定的应答之效，这主要得益于反思性文学理论具有去独断性、交往对话性和公共领域诉求等特点。这无疑有助于通向科学性和合法性的知识构造，详细论证需另行探讨。

[33] 关于文学理论（批评）可脱离文学实践，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独立性价值的说法其实早在1985年前后就已出现：“文艺评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独立的品格和价值，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否繁荣，而且对于改善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提高整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参见《全国十八家文艺评论刊物联合倡议书》，载《文艺评论》，1985（6）。1985年，这种现象甚至成为一个话题，出现了刘再复《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批评家》1985年第1期）、陈骏涛《文学批评：在新的层次上跃起》（《批评家》1985年第5期）等相关文献。其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发生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尚需仔细辨认和分析。

[34]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这几个较为基础的问题展开的。这些问题是否以及应否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值得我们辨析的。

[35] 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28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6] 可参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另外，也正因此，学界已经有了不少文学理论学术史式的著作，如夏中义《新潮学案——新时期文论重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包忠文《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陈传才《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童庆炳等《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庄锡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黄曼君《反思与超越——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谭好哲、凌晨光《文学之维——文艺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葛红兵《20世纪中国文艺学思想史论》（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春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曾繁仁《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伍世昭《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钱中文、丁国旗、杨子彦《新中国文论60年》（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等文学理论学术史式的著作。这类著述有一定的反思性自觉，但其反思性的自觉程度却需要具体分析。同时，学界还出现了诸如杨飏《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俊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庆祝《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赵黎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力《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反思文学理论批评转型的著述。我们对于这类著述的反思性程度，也应做具体的分析。总之，这类著述的存在已然彰显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向自律的可能性。

[37]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8] 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3）。

[39] 参见简明华：《走向反思型文学阐释学》，载《文艺理论研究》，2009（4）。

[40] 目前可以做的工作，如编选近年来的文艺学学术争鸣与讨论集，反思性地分析和阐发这种讨论的知识观念与当下时代语境下的结构性问题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再生产性地塑造文学理论从业人员的自觉参与意识和有效实践能力，应当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41] 从这个角度看，反思性文学理论就具有三种形态：“为文学的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和“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但“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并不在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反思视野之中，因为从思想史看，人们还没有达到反思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程度，或者说，即使展开反思，也依然是使用反思性文学理论自身的反思观念，这就有可能进入反思的循环。为此，这里不予将“作为理论的文学理论”归属为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子形态，而仅将其划入“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之中。

[42] 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

[43]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4] 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11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5]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83～1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6] 参见陈伟：《阿伦特与政治的复归》，114～11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7] 阿伦特甚至认为，作为个体性的人之生死大问题也与公共性有关。依其之见，作为行动的人才有生死大问题。作为劳动、作为制作的人是没有生与死的，而只有生命的循环。阿伦特为此认为，只有作为行动的人才有死，也只有从行动的角度看，人之生才显得很神圣。此外，正因为人有行动，因此人可能做到不死，也就是不朽。可参见阿伦特《人的境况》第一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另可参见其《集权主义的起源》最后一章相关论述。

[48]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1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9] 在阿伦特看来，作为行动的人与作为劳动的人、作为制作的人不同。因为作为劳动的人是消费性的耗尽自我（如一顿饭菜吃完了就没有了），作为制作的人虽有持久性，但其特点是忘记制作者（例如，关于一张桌子是谁制作的，人们往往不会长久记住），而只有作为行动的人，才可以呈现出是其所是（如政治伟人的卓异）。但作为行动的人，也有自身的脆弱性，这主要是因为行动具有不可预测、不可逆转等风险。因此，我们就需要宽恕、承诺、友谊，同时也需要历史、艺术的记述。行动需要被记述这一点，则可以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是行动的内在诉求。简而言之，行动吁请艺术，艺术因行动而参与了人生意义的建构。相关论述见阿伦特《人的境况》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