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置于三十年时段中予以考察，与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关。[2]这也说明文学理论学科历史不可能回避社会历史的变迁。不少学人在书写文学理论学科历史的同时，甚至强调文艺学学科发展的经验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关联，比如曾繁仁。

曾繁仁曾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与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为课题，主编了《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该著作非常全面地对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艺美学、审美教育、文化理论、网络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个二级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进行了总结回顾，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反思文艺学学科发展的作用。这里仅以曾繁仁撰写的《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的导言为依据，考察其学科反思成果。[3]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针对于文艺学学科发展甚为重要。

在确立新时期起点的时候，曾繁仁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年份。在他看来，这次会议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对文艺学的改革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确立1978年这一起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指导主线，而今后的发展也仍然需要坚持这样一条主线。这应该是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最重要经验之一”[4]。

曾繁仁以对三十年文论发展中的古今中西关系问题的处理为例予以了说明。不可否认，“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是在古今中西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进行的，但主要面对的中西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问题。古今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尽管在新时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中西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并渗透其中”[5]。那么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西方文论？如何为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定性？这时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非常重要了。在新时期的文艺学发展过程中，正是依靠这一思想路线，我们承认西方现代文论在相对意义上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们有极为重要的参照价值。在评价“西马”文论时，“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以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西马’，肯定了它作为‘左翼激进主义美学’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与结合新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发展与补充，从而将‘西马’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吸收到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之中”[6]。这足以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文艺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价值。

曾繁仁还以文论的“时空错位”为例进行说明。西方后现代文论虽然可能与我们有“时空错位”，但后现代文论本身也是复杂的，既有解构的后现代，也有建构的后现代。建构的后现代能够满足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于我们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解决错位的重要途径不是拒绝一切后现代，而是从中国的现实与语境出发，有针对性地去借鉴。换言之，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能合理地对待西方文论，解决所谓错位问题。曾繁仁因此指出，中西文论的关系总体而言处理得较好，中西文论的交流对话比较健康，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是在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之下”[7]。

其次，不可忽视西方文论的重要作用，对西方文论要“给予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曾繁仁首先肯定了西方文论的重要作用。他列举了西方文论之于中国文论发展所起到的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毋庸讳言，新时期初期，由于苏联模式的文论限制了我国文论的发展，因此首当其冲地就是要摆脱机械唯物论的文论。此时引进的西方现代文论，由于具有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特点，对于机械认识论文艺观念也嗤之以鼻，因此正契合我们的需要。于是，它与重新研究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一起，最终使我们的文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理论基础之上，实现了现代转型。曾繁仁还对新时期以来在文论的哲学基础之由“物本”到“人本”，再到“主体间性”的轨迹转变过程中，西方文论所发挥的积极影响进行了肯定。同时，他还考察了西方文论对于新时期以来的文论“由外向内”转变和“由内向外”转变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二是西方文论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视野的拓宽，使我国当代文论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态势”。当代文论良好发展格局的存在，不能否认制度所让渡的公共空间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西方文论起到的直接作用。若没有西方文论在知识形态上的“众声喧哗”，当代中国文论的“百家争鸣”状况恐怕难以出现。就此而言，曾繁仁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三是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我们找到了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古今中外综合比较的发展道路和方法。

与此同时，曾繁仁也意识到，我们虽然引进了较多西方文论，但是存在吸收不够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借此完成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最后，始终不忘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这无疑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目标。

在曾繁仁看来，在新时期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我国文论界使用“综合比较”的方法来发展中国当代文论，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换言之，西方文论的引进，其根本目的还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文论。同时，回顾学科发展三十年的历史，其目的也是更好地建设今天的中国文论。我们可以看出，曾繁仁始终以如何建设当代中国文论作为问题意识。依其之见，当代中国文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具体而言，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之路。我们认为，就西方文论之所以能够对中国文论发挥重要作用而言，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不可想象的。为此，继续回到现实语境中，从实际出发，更为自觉地学习西方文论，既而找到一条有益于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旨趣目标是契合一致的。

应该说，曾繁仁对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三十年文论发展史的描述和评说是符合事实的。他对西方文论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尤其值得当前某些对西方文论持偏见的学者重视。他所总结的学科发展经验和成绩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珍惜的。虽然在万余字的论文中，他不可能做到更为细致地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反思这些经验和成绩之所以可能的社会条件和学理原因，也因故没有批判性地提出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但这些较为合乎文论发展实际情况和应然存在的肯定性观点，对于一个学科的持续健康发展来说已然有重大价值。因此，这种类型的学科反思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