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讨论，尚有其他学人参与。这里我们再以张法、余虹等学人的研究为中心予以简要考察。[82]

首先，张法主要对教材文学理论的“知识学模式”问题展开了反思。[83]他先从学科命名的角度考察了教材文艺学的百年历史，发现教材文学理论的名称在民国时期主要是“文学概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是“文艺学”，而改革开放以来则是“文学理论”。这三种名称的文学理论教材分别以田汉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艺学》和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为代表。从田汉的教材中可以看出，那时虽然西方理论占据主体地位，但是最终还是苏联模式取代了西方理论。在张法看来，其原因恐怕是苏式思维有益于推进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苏联模式与中国之学突出整体这一点更为契合，而西方之学突出的是分科，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需要强调整体性的语境不吻合。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受政党政治实践的影响，西方理论在文艺学中消失了，中国文艺学曾经被苏联模式“全面占领”。虽然大学生编教材的“青春性实验”以及中苏关系恶化，使得中国文艺学与苏联模式有所区别，但是事实上多少还是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并形成了“共和国模式”。张法将这种模式总结为三个方面的“遗产”：“一是文艺学的学科命名；二是统编教材的四大结构；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符号。”[84]在张法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教材文学理论虽然试图“与时俱进”，但最终还是与“共和国模式”有“结构上和核心上的继承”，并因此出现了“用各种最新内容来填充原有结构时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性”[85]。

其次，张法对21世纪以来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这三部文学理论教材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这三部文学理论教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学科本位意识得到更大的突出”[86]。这三部教材分别从三个方向对既有文学理论进行超越。南帆主编的教材以世界学术标准来定位自己的理论，王一川所著教材以文学本体逻辑来建构自己的理论，陶东风主编的教材则以历史多样性为追求。

在指出上述三部教材的知识学逻辑的同时，张法分别对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反思，认为它们既有可取之处，也存在局限性。他指出南帆的教材以世界最高成就和最新观念来重新叙述文学理论新体系，给当代文学理论教材带来了一定的创新，但其线性进化论的文论观也导致文学理论出现了相应的弊端，如“失去了自己文学理论内涵中本有的优势”[87]。王一川的教材有诸多值得肯定之处，即“立足原有结构，回归文学特性，兼容中西理论，独创招牌新名”[88]。但该教材也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它以感性修辞论为核心概念，因具有中国特色和个人化色彩，与追求普遍性、稳定性知识的教材不吻合。陶东风的教材在追求历史多样性和使用中西比较方法上有特色，并试图建构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艺学知识体系，但该教材在实际的写作中并没有完全落实好这个目标。[89]

在分别细读这三部教材之后，张法指出了它们共有的问题。三本教材都试图接受和理解世界主流学术的核心观念，即后现代思想，但最终“三本文学理论新著在运用西方最新理论的时候，不是走向了西方最新理论的反面，就是运用得力不从心，甚至南辕北辙”[90]。张法指出，中国文学理论是“整体逻辑性”的，西方文学理论虽然也有体系性，但更有流派性。而且，由于流派的存在，加上西方理论与批评关联密切，因此文学理论很容易走向后现代性。中国的文学理论由于缺乏流派，也非产生自批评，所以很难切实地实现后现代性，这就是三部文学理论教材很难用后现代性观念结构文学理论的重要原因。

最后，张法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了全球视野下的反思，指出了中国文学理论在知识层面上的几点不足。一是由于在中国，起重要作用的世界史框架没有形成，因此进行宏大叙事很困难。中国从先秦以来的文学理论传统，以及始自王国维、梁启超的现代传统很难进入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之中。二是与西方相比，中国缺乏流派型的文学理论，这导致西方的流派理论很难进入我们的教材文学理论，我们往往把流派文学理论看成流派理论史。三是中国文学理论缺乏“本土资料”，我们似乎一直在追赶西方先进的理论。[91]

张法的反思非常有价值，虽然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文学理论知识重建的理念与做法，但其反思无疑可以推进文学理论教材的“深入、扩展、前进”。他在让我们看清楚百年来教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同时，也让我们获得了一些启发。简而言之，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目前不可能完全用古代的术语范畴来书写，甚至难以用其作为主导范畴。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并不具有自主性，在世界史中不占主导作用。其二，文学理论模式与文化精神和现实语境需要有关。例如，1949年之前的文学理论之所以最终会被苏联模式替代，就是因为苏联模式符合中国文化的精神和现实需要，而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表征，其中西方理论的阙如就是明证。回到当下，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复杂处境，更应该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场域特点展开分析，这样才有可能更为自觉地应对教材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完全抛弃现有教材的书写经验，反而应该在继承各类教材长处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之，既而生产出更有个性但又有普遍性的好教材。其三，好的教材文学理论应以言说可批评阐释文学文化现象的知识为主。这就要求一般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要从问题出发，关心本土文学文化现象，生产出与之互证互释的知识。借此，教材文学理论才有可能获得本土的理论资源。

余虹也对文学理论进行了知识学的反思。这里我们仅述评其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机制问题的讨论。

为了了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余虹首先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特性进行考察。依其之见，文学理论知识具有寄生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并不是独立的理论，而是寄生在其他理论之中的理论。对此，他描述道：“古往今来的文学理论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神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或者是伦理学的，或者是政治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或者是语言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而从来就没有脱离诸‘学’的文学理论。”[92]余虹所指出的这种寄生现象，也被诸多学者发现并指认。李春青就曾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文学理论的中介性”，其意与余虹几近相同。[93]文学理论知识的寄生性实际上是牵涉到知识品质的一个问题。有研究表明，知识品质由三个变量决定：第一，积累性；第二，解释力；第三，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度。这三个方面越强，知识的品质就越高，自主性也就越强。[94]文学理论的寄生性说明文学理论知识的品质不高，自主性不强。它往往依托其他学科的知识，受学科之外的因素影响较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余虹认为主要因为文学理论的论说对象既是综合的，又是分化的。这就使得文学成为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而非专属于文学理论。那么，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余虹将这一问题引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的讨论中，最终目的是反思现有教材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问题。

在余虹看来，文学理论的寄生性使得文学理论的论述工具和学理逻辑由它所寄生的理论提供。对此，他举柏拉图等人的文论为例予以了说明。我们知道，柏拉图的摹仿概念并不是其诗论的专属概念，而是论述一切经验现象的哲学概念。依柏拉图之见，其他事物也是摹仿理式，诗歌只不过是对其他事物的摹仿，因此，诗歌是低级的摹仿。离开了对柏拉图哲学的理解，我们就不可能弄懂柏拉图的诗论。如果一改柏拉图的摹仿这一哲学概念的内涵，整个柏拉图的诗论就会随之改变。稍微了解一点西方文论史就会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之所以与柏拉图的诗论相异，就是由于其背后的哲学观念存在分歧。于是余虹得出结论说：“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冲突多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准确地说来自它寄生的理论。”[95]余虹接着指出，依托不同理论的文学理论虽然可以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其他文学理论所取代，但在学理上不可取代。同时由于各种文学理论所依托的理论不同，因此冲突是必然的。整个西方文论一直在发生这种冲突。冲突有内部和外部的区分，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有助于拓展理论空间。不同之处在于，内部冲突的双方可以兼容，是对原有理论的丰富；而外部冲突的双方不可兼容，是对原有理论的否定。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及知识秩序与这种矛盾冲突有内在关联，换言之，文学理论依托的理论运动是影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及其走向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则是社会历史语境。但在余虹看来，理论依托是比社会历史语境这一因素更为隐蔽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秩序的更替转换和创新发展更多的不是社会历史语境的引导，而是由其依托的学理的变迁所主导的。

余虹接着以文学理论教材为例予以说明。例如，新时期之初，蔡仪的文学理论教材依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具有高度统一和学理自洽的特点，因此具有极大的排他性，“以至于很多中文系毕业的学生要花多年的时间才能摆脱遮蔽而一见文学理论的多元景观”[96]。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由于依托的学理大多是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因此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显得更为开放多元。但这类教材依托的学理太多，互相之间甚至有不兼容之处，一如主编与撰写者之间存在差异而不兼容一样，并且这类教材又往往试图用一种学理来综合其他学理，掩盖各种学理之间的不可兼容性，这就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这类教材时“获得的知识只是一堆糨糊”[97]。

由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西方，因此余虹对西方文学之思的知识传统进行了细读。他分别考察了三大思路，即神学路径、人学路径和语言学路径。在他看来，这三大思路不可兼容。神学路径旨在探究文学的神圣超越性品质，以及与此相关的审美价值；语言学路径力图建立文学科学，而将文学作为封闭自足的语言结构来研究；人学路径否定文学的超越性可能，而将其还原为权力游戏或意识形态。然而，这三大路径却在中国文艺学教材中并置，形成知识建构一体化景观，导致的结果是难以厘清的知识混乱和自身的迅速解体。事实上，在西方，这种现象十分少见。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自不必说，即使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虽然依据新批评的学理逻辑建构知识体系，但也没有将异己的知识统一于自身。在余虹看来，这种开放的教材观念尊重历史上各路文学理论的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路知识，对于开拓新的知识路径也不无益处。余虹最后说：“我们能否设想这样一种文艺学的公共空间和知识秩序，在这里，没有‘一体化’的冲动，没有强制的综合，它对各种文学研究的理路及其成果敞开，尊重它们的差异、冲突与争吵，从而为文学研究另辟蹊径提供必要的动力与张力？”[98]

余虹对文学理论知识的寄生性的反思及其关于文学理论知识重建的思考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由于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它必定要依托其他理论以获得学理，而学理是要讲道理的，无法委曲求全，因此我们要尊重它，给它独立自由的空间。这一点甚至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生成有个体风格的文学理论知识，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文学理论花园。毋庸讳言，我们之所以缺乏流派型文学理论，一定意义上恐怕与此有关。大多数知识生产主体都不能明确地彰显学理。例如，审美派文学理论要用某一主义的学理来予以整合，这样似乎才显得全面、正确。殊不知这样的整合往往使其失去了一部分让自身成长为理论流派的深度空间。另一种情况是，一种新的学理一出现，故有的那种尚未深度研究的学理便被放弃了，或者又与这一新的学理调和，以显示知识生产主体的与时俱进，或形成表面的和谐，文学理论流派的形成因此变得殊为不易。为此之故，余虹所指认的“一体化冲动”值得每一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警惕。当然，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一体化冲动”并非完全能由知识生产主体控制，换言之，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社会制度让渡自由空间的结构性问题。[99]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无须重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学理机制问题的借口。

[1]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3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此后，李春青还与赵勇合作出版了名为“反思文艺学”的研究生教材。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3] 李春青：《论文学理论的命名——文学理论学科性反思之一》，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4] 李春青：《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学科性反思之一》，载《学术研究》，2001（7）。

[5] 李春青：《文学理论的“自性”问题》，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6] 李春青：《文学理论还能做什么？》，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7] 李春青：《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与合法性》，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

[8] 李春青：《我们还需不需要文学理论》，载《人文杂志》，2004（5）。

[9] 另外还有如下重要文献。李春青：《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设》，载《求是学刊》，2004（6）；李春青：《谈谈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李春青：《“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理论的新课题》，见《小康社会：文化生态与全面发展——2003学术前沿论坛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李春青：《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危机及其出路问题》，载《和谐社会：公共性与公共治理——2004学术前沿论坛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李春青：《谈文学理论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载《文艺争鸣》，2005（4）；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载《文学评论》，2005（1）；李春青：《文学理论与言说者的身份认同》，载《文学评论》，2006（2）；李春青：《论文学理论发展趋势》，见麦永雄：《东方丛刊》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春青：《试论当代文论话语建构之路径、存在问题及出路》，见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论文集》下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需要说明的是，李春青先生反思文艺学的相关文献大多涉及两种著述，即《反思文艺学》和《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

[10] 参见邢建昌：《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1] 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2] 参见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3] 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4] 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5] 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6] 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载《文艺争鸣》，2001（3）。

[17]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3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8]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19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9]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1] 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2] 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5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3] 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4] 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1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5] 参见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4）。

[26]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16～2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7]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64～2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8] 参见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61～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9] 2003年11月2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文艺研究》编辑部，召开了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美学学科反思”的研讨会，会后《文艺研究》编辑部刊发了这组文章。除陈晓明一文外，《文艺研究》编辑部还刊发了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等文。

[30] 其他参与笔谈的学人及其文章为孟繁华《文化研究与当下的文艺批评实践》、南帆《文化研究：转折的依据》、贺绍俊《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等。

[31]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32] 在一次北京举办的文艺学会议上，吴思敬老师提及，某文学作品讨论会只有他和陶东风老师受邀参加了。实际的情况也的确如此。笔者了解到只有陶东风、赵勇等少数几位老师会参与相关活动。

[33]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34] 钱中文先生曾写道：“80年代初，随着文学创作的创新局面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迅速展开，文学理论自身也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需要了解外国的文学理论成果，也要重建自己，从而开始走向理论的自觉。80年代中期，出现翻译介绍外国文论的热潮。20世纪著名的多种外国文学理论著作，形形色色的外国文学理论流派，相继被介绍过来，如形式主义文论、新批评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叙述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原型批评文论、存在主义文论、文学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现象学文论、阐释学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社会学、符号学文论、解构主义文论、比较文学理论等。短短十来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几乎经历了西方近百年的理论历程。”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214～2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5] 有学人甚至以西方文论的引介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一点足以见出我们学习西方文论的“劲儿”，同时也可以看出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用研究者赵淳的话来说就是：“1990年代文化转型以来，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引介，无疑极大地拆解和改变了我们原有的话语、观念和范式。”参见赵淳：《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1993—2007》，10～1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6] 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

[37] 参见朱立元：《走向现代性的新时期文论》，263～27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38] 当然，20世纪80年代，强调文论话语的中国性并不占据主流，甚至恐怕是声音极为微弱，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因提出文论失语症而名声大噪的曹顺庆先生就曾指出，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古代文论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的路径了，之后才有了其有关失语症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已经在着手另一个层面的工作，即试图探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参见曹顺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见钱中文、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向新世纪》，15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保守主义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文论界出现了共享这一“中国性”知识型的诸多文论话语，如失语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当代文论本土化、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论等。

[40] 不少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带上“中国性”似乎就会符合意识形态的需要，与主流话语所言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甚相契合。于是，近年来，文艺学、美学、艺术学界有诸多与中华美学精神、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讲述中国故事等相关的课题、会议、论文。这虽然是此前的学界现象，但在当前语境下似乎显得代表主流话语。

[41]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42] 陈晓明所描述的这种合法性危机，也是其他众多学人所感受到的。事实上，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就是从危机开始的。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和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等文艺学学科反思的重要论文，都对文艺学学科危机进行了描述。2003年12月3日至4日，在暨南大学举行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文艺学学科的危机成为一个核心话题。参见李亚萍、杨锏：《文艺学：危机与突破——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1）。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描述，可参考的重要文献还有如下诸篇。黄应全：《多元化：克服文学理论危机的最佳抉择》，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2004（2）；盖生：《论文学理论的有效性及价值剩余——对文学理论危机论的一种解答》，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5）；李衍柱：《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载《东方论坛》，2005（4）；王纪人：《对当代中国文论有效性的质疑与分析》，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刘进：《文学理论的基本品格和功能——对“文学理论危机”话题的一种理论回应》，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3）；李怡：《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何志钧：《文学理论危机与文学理论的科学化》，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钱中文：《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载《社会科学》，2006（1）；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文学评论》，2006（3）；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赖大仁：《当代文论：危机及其应对》，载《学术月刊》，2007（9）；章辉：《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1）；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见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孙绍振《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5）；肖明华：《分化、危机与重建——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一个考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陈伟：《文学理论：危机或新生》，载《文艺争鸣》，2012（9）。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学人认为文艺理论危机说大可商榷。比如，王元骧先生就认为，文艺理论的危机是一个伪问题。人们认为文艺理论有危机，完全是由于人们对文艺理论性质和功能有误解。在他看来，文艺理论“不只是说明性的、描述性的，更主要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所谓文艺理论的危机说恰恰是把文艺理论视为说明性的、描述性的这一观念所致。参见王元骧：《析“文艺理论的危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8）。王元骧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43] 参见蒋原伦：《90年代批评》，1～25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44]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45] 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46] 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47] 对于文学理论的苏联模式，也应该如此看待。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文学理论只能采用苏联模式。我们也是有选择地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对于当代学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48] 关于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笔者曾经撰文从现代性的角度予以讨论，可参见拙作《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论略》（《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套话语，以及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究竟如何，这都不是个人的观念所能决定的。在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环境并未改变的语境下，在“马工程”教材建设全面展开之际，文艺学原理是否会继续占领中心或重返中心仍未可知。

[49] 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315～3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0] 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1）。

[51]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2] 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3] 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4]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5] 顺便要说明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要有合法的制度条件，使得我们能够深入文学文本之中，既分析阐释文学文本，又真诚自由地讲述文学文本所表征的生存境况以及读者自身的个体生存感受。借此，方有可能生产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知识。我们非常认同陶东风所言：“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切中当下中国的真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有诊断力、解释力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才是有‘中国特色’的。至于这个话语是否包含了西方理论或古人理论，是中国本土学者说的还是美国学者说的等，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它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参见陶东风、陈国战：《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错位处寻求创新——陶东风教授访谈》，载《中华读书报》，2014-11-26。当然，这样说也并非要否认知识生产中个人道德力量及心性信念方面的作用。为此，我们也认同陈晓明所说的“**”后中国的文学家们都反思过“**”，“并且庆幸自己离开了那种立场和态度。多年过去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处理知识的方法和对待知识创新的态度，有多少人真正从意识深处抹去那些印迹”。参见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6]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7] 参见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8] 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9] 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2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0] 当然，古代文论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也有国外因素。因此，不应该本质主义地看待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我们认为，也不应该不加反思地将古代文论传统视为中国文论的代表，在建设中国文论时应该以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为导向，开放地建构当代中国文论新传统。

[61] 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载《文学评论》，2007（3）。

[62] 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63] 处理好和西方文论的关系的确十分重要。它甚至牵涉文艺学学科的命运。全盘西化固然是不合适的，但如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的文化气候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参见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在这一情况下，保持清醒的意识，不犯极端年代里的错误，合理地倡导西方文论，以开放的心态向西方文论学习，从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极端年代里“全盘反西”思潮所导致的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后果值得警惕。因此，我们非常认同葛红兵等人的观点：“告别文化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艺学，建构‘生成’的文艺观，确立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学。”“确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人类的以存在论为基础的世界性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也许这是21世纪中国文艺学的最根本任务。”参见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

[64] 陶东风、陈国战：《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错位处寻求创新——陶东风教授访谈》，载《中华读书报》，2014-11-26。

[65] 陶东风出版了三部相关著作，分别是《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66] 参见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载《文艺争鸣》，1993（4）。

[67] 近年来，王一川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献，如《论艺术公赏力——艺术学与美学的一个新关键词》（《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论公众的艺术辨识力——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论艺术可赏质——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三》（《当代文坛》2012年第2期）、《通向公民社会的艺术批评》（《艺术评论》2012年第3期）、《论艺术公信度——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五》（《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艺术公赏力的重心位移——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六》（《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通向艺术公赏力之路——以北大艺术理论学者视角为中心》（《当代文坛》2014年第5期、第6期）、《艺术公赏力的动力》（《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等文。

[68]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可以从王一川主持“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的重大招标课题和基于此的研究成果，看出王一川在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上非常重视西方文论。参见王一川等著：《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就他的学术历程看，王一川也是受惠于西方理论的。他曾提及阅读詹姆逊的书和去牛津访学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参见王一川：《读一本书，行万里路》，载《中国教师》，2003（7）。

[69] 陈晓明所言简单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学习西方理论和走批评化道路。考察王一川、陶东风近十年来的成果，我们发现他们三人在此问题上观念较为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70] 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高建平也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西方文艺思想热，则在于打破已建立的体系，特别是以俄国文艺理论为基本框架的体系”。参见高建平：《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8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1] 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2] 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3] 参见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304～31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4] 从这个方面看，强调文艺学学科的问题不在于思维方式上的本质主义，而在于某种特定知识生产机制、意识形态的元叙事模式等说法则是有道理的。参见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评一种新锐的文艺学话语》，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6）；李自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载《学术探索》，2009（3）；李自雄：《反本质主义的错位与文学本质的重新言说》，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75] 金永兵：《后理论时代的中国文论》，35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76] 李珺平：《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载《文学评论》，2002（1）。

[77] 进入21世纪以来，也有不少教材因学科反思而自觉走出“苏联模式”。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此后南帆又在此教材基础上出版了新版本的《文学理论》）、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一川另有与此教材理念相似的《文学理论讲演录》）、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值得提及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编文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亦是自觉走出“苏联模式”的教材。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在教材文学理论反思中童庆炳主编的另一教材《文学理论教程》曾被选为研究对象，因此童庆炳主编的该类教材的新意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我们有必要参考吴子林在《从“建构”到“解构”——新时期以来童庆炳文学理论教材编纂思想研究》（《当代文坛》2013年第1期）中的观点。另外，可参考吴子林《童庆炳评传》（黄山书社2016年版）一书第九章的相关论述。

[78] 这里不妨顺便提及的是，这样的玄想思辨生产出来的知识还往往注重所谓的体系，一如苏联模式的教材追求完备的体系。我们认为要警惕这种体系性的写作。这一点已被不少学人指出。有学者曾以文学理论发展为例反思道：“所谓‘发展’被理解为建立一个准形而上学体系，它隐含着对理性、现代性问题的黑格尔式解释。这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科的发展趋向不同（反本质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的），无法有效地吸收这两种精神营养。进一步，问一问，谁需要这种体系的知识？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干什么用的？它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并被体制化的？这种体制化的结果是否影响、限制了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思考？这只是一部分理论家的需要，还是实际历史中的文学研究实践的需要？体系化，意味着已经有一个成熟的东西存在了，已经有一个生动的、具有生命力的、对话语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存在了。体系化不是理论家的任务，它从来不能带动理论的‘发展’。一种部颁标准教科书的要求不能成为理论家发明创造的要求。”参见靳大成：《研究文学理论，为什么要反思学术思想史？》，见王晓路等：《中外文化与文论》第8辑，101～102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非常庆幸的是，晚近学人著书立说，往往很少是体系化的著作，更多是“论文集”。这是值得肯定的。

[79] 我们认为，在反思文艺学的框架下进行“思辨”是有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80] 需要说明的是，陈晓明在反思之后的重建只是一种选择，我们没有必要排他性地理解它。对于摆脱“苏联模式”，其他学人也有自己的做法。比如，王元骧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过研究。参见王元骧：《立足反映论，超越反映论——兼谈我对苏联文艺学模式认识上的突破历程》，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5）。

[81] 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82]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知识学意义的反思，尚有不少值得介绍的重要学者和重要文献。这里仅列举一部分学者的文献，以弥补不足。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载《文学评论》，2007（5）；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赖大仁：《当代文论：危机及其应对》，载《学术月刊》，2007（9）；章辉：《文艺学危机与文学理论知识创新——访高小康教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1）。张荣翼、许明、蒋达卓等：《关于文艺学知识依据的对话》，载《长江学术》，2008（1）；冯黎明：《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载《文艺研究》，2008（9）；邢建昌：《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进入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83] 张法曾和课题组成员张旭春、支宇、章辉等学人一道，对中国文学理论教材进行有点有面的研究反思。参见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4] 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5] 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6] 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7] 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6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8] 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9] 参见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72～17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90] 张法、张旭春、支宇、章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18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91] 参见张法：《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补遗》，载《文艺研究》，2006（9）。

[92] 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3] 李春青在2004年就指出过：“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必然有所依托——在它背后总有一种可以称为‘元理论’的东西存在着，或是政治的，或是宗教伦理的，或是哲学的。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根本上乃是一种‘中介性’的理论，即某种‘元理论’通向文学的必经之路。”参见李春青：《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与合法性》，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2005年，李春青又撰写了相关论文《谈文学理论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进行讨论。查阅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学人对文学理论知识的特性进行了揭示。比如，李西建也曾指出：“从学理的维度看，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参见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载《文学评论》，2007（5）。冯黎明也曾指出：“文学理论，却从来未曾完全独立过。即使我们把圣伯夫以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视作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知识形成的过程，但实际上19世纪以来的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是靠从其他学科那里借取方法、观念以及术语、概念来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虽然有自己的考察对象，即文学活动，但它对文学活动的阐释视点和阐释方法，却依赖于其他学科的供给。尤其是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中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其理论话语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像启蒙至当代的西方文学理论一样，时而从属于伦理学，时而从属于哲学，时而从属于社会学，除此之外它的主人还有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所以，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不断接受招安的角色。它是在‘亲友’的接济下过日子的。”参见冯黎明：《明天谁来招安文学理论？》，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当然，不同的学人在指出文学理论这一寄生性之后，因其问题意识不同，会有不同的阐发和研究旨趣。

[94] 参见何艳玲：《学科自主性取决于知识品质》，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05。

[95] 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6] 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7] 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

[98] 余虹：《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载《文艺研究》，2006（10）。

[99] 余虹曾联系政党政治实践的语境考察20世纪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这说明他并非不明白这一道理。他特别强调学理问题，恐怕与其对文学理论的理解有关。在他看来，文学理论即“文学知识学”，“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现象之根由与道理的论述与知识”。参见余虹：《文学知识学》，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