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之中，陈晓明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位学人。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章中，陈晓明提出了颇具冲击力的观点。在2004年《文艺研究》组织的一组题为“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文章中，陈晓明撰写了《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29]一文；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组织的一组题为“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的笔谈中[30]，陈晓明发表了《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一文。这里主要依据他这两篇重要文章来讨论其对文学理论知识构型的反思及对文学理论合法性重构的思考。
陈晓明对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构型问题进行了非常尖锐的反思。他首先对文艺学学科状况进行了现象描述。依其观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出现了“分离”乃至“断裂”，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大多数其他文学学科与文艺学知识不辞而别。原来文艺学学科乃其他文学学科的基础与前提，而今大多数文学学科已经不再理会文艺学了。不可否认，陈晓明所言的确是事实。现如今，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几乎不再与文艺学打交道，甚至认为文艺学学科乃“假大空”的“玄学”，写的文章也是“言之无物”，没有文学性。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文艺学学科的学人离开文艺学的现象，而暗度陈仓地把文艺学研究“文学史化”，比如，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相差无几。还有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其他文学学科的研究不再理会文艺学学科了，于是文艺学学科干脆远离文学研究，彻底和文学研究扞格不入。
其次，文艺学学科教学与科研分离。其意是说，文艺学学科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的知识与他自己在科研中所生产的知识似乎毫无关系。应该说，这种分离的确是存在的。例如，文艺学学科的教师也许会在课堂上讲授文学创造的过程，可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基本不涉及这一问题。再如，文艺学学科的教师可能会在课堂上讨论典型、意境等概念范畴，但在个人的研究中从不与这些概念范畴打交道。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学人而言，课堂教学的知识的确无法成为其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的“对象”。甚至学生会在学习这些“课堂知识”之后，越发失去研究文学理论的兴趣。
再次，文艺学学科知识与文学实践分离。一直以来，文艺学学科豪情满怀也信心十足，总是有为文艺“立法”的良好意愿，要“给文艺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可是“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了”[31]。应该说，这一判断大体是能成立的。在现如今大多数情况下，文艺学的理论没有能力掌控文学的实践，更遑论文艺学学科知识与实际的文学实践形成互证互释的良好关系。虽然今日仍时有相关的文学作品讨论会、作家创作论坛之类的活动，但是参加者大多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者，很少有文艺学学人的身影。[32]
最后，文艺学学科自身也出现了“声东击西”的分离现象。其意是说，很多学人实际上已经不再研究故有的文艺学“原理”，而是从事西方文论的研究（这是“击西”），但是又唱着“创建文艺学的中国学派或流派的高调”（这是“声东”）。陈晓明说的这种情形也是存在的。一方面，我们的确“都在憋着劲攻克西方当代理论的堡垒”[33]。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界开始积极努力向西方学习。进入90年代后，虽然在学习西方方面没有80年代那么热情高涨了，但就文艺学出现的语言学转型、文化论转型而言，我们恐怕无法否认其受到了西方文论的重大影响。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西方几千年的文学理论“按己所需”地学习了一番，或曰西方文论轮番“占领”了中国文艺学界，恐怕大家是有同感的。[34]即使这种“学习”“占领”是“错位”的，或“囫囵吞枣”的，或“有得有失”的，但我们都不可否认这种“学习”“占领”的实际存在及其价值。[35]一如有学人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尤其是其研究方法被全面、系统和细致地介绍到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研究格局与思维模式。”[36]有学者在2000年前后论述21世纪文艺学美学的进一步突破发展时，还指出西方哲学当然也包括西方文论美学对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推动文艺学美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37]
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确有学人或直接或间接强调过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性”[38]，进入90年代后，文论的“中国话语”“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道路”，文论研究的“中国问题”，文论要讲述好“中国故事”等，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彰显。[39]至少在话语层面上，这种呼声越来越高。[40]这一点陈晓明说得也非常准确：“所谓文艺理论中国学派的诉求，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当代文艺偏离原来的传统深怀焦虑，对转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论表示了怀疑。”[41]就文论研究的这两方面来看，的确存在“声东击西”这一分离现象。
陈晓明对上述分离情况的描述较为真实。不可否认，这种“分离”表明文艺学存在知识合法性“危机”。在陈晓明看来，这种危机[42]的根源直接而言与当今文学理论的知识构型是“苏联模式”有关。这种模式的文学理论借助了一套意识形态的元叙事，而随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意识形态出现了松动、分裂，其统一整合的功能无疑是弱化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失效了。[43]这就必然导致以这套意识形态为元叙事话语的文艺学知识被“问题化”，也就是失去了往日的功能角色。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就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建构起来的文艺学体系，在意识形态稍加松懈的时期，显然就失去了中心化的力量。”[44]在此境况下，文艺学出现危机，并表现出以上种种分离状况就显得可以理解了。
但危机之下的文艺学其实是继续以“西方为师”，转向了对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学习和研究。在陈晓明看来，这一路径选择其实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薪火，只是偏离了苏联的传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今文艺学所学习的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依然浸透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当今文论“顺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行”是否可以走出危机，并重建其合法性？在陈晓明看来，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其一，文艺学的“原理”如何可能与“西马”以及当代其他理论活的实践对话？其二，由于“西马”毕竟不是“老马”，因此，如何保证我们能心安理得地学习“西马”？
第一个问题在陈晓明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只能让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存在于人文学科的建制内。当然，陈晓明并未完全否认“文艺学原理”的存在价值。他写道：“中国的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就是以民族—国家为依靠的巨型寓言，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它无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它强有力的规范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把文学放置在革命事业的车前马后，为创建宏大的民族国家想象建立了一整套的表象体系。在相当的时期里，文学批评臣属于文学理论，二者共同维护着文学实践的秩序。文学理论学科在很长时期内主要围绕‘文学基本原理’展开，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发展规律、作家的创作方法、文学作品的构成特征等进行了定性阐释，目的是把对文学的本质规律认识确定在主导意识形态认可的意义上。”[45]除了肯定其历史存在价值之外，陈晓明还肯定了其对于当前人才培养的价值，即“它可以让学生尽快掌握文学的一般本质规律（尽管随后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让学生明白那些本质规律并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46]。
陈晓明的观点当然有道理，我们的确应该把文艺学的原理视为一个历史事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来理解。[47]甚至可以说，只要知识存在的制度条件及其运行机制未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同时，客观地说，文艺学原理的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48]
对于第二个问题，陈晓明认为，我们要“安心”地学习西方文论，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全球化互动的和平时代，过分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不足取，也不实际。如果我们还一味地闭门造车，以苏联文论模式为师而不与西方接轨，事实证明是不可能把我们的文论建设得有中国性的。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我们其实要警惕出现“闭关锁国”的状况。我们的确有可能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下，制造出所谓纯净的中国性文论话语，如全部使用中国的概念范畴，并用民族价值观念来言说文学，借此建构一套有“中国性”的话语体系。但这样的文论话语可能是坏的，甚至是恶的。有学者曾颇有担当地指出，在抵制和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理论最彻底的时期，我们的人文学科话语或没有特色而只能拙劣地照搬苏联，或有特色却整天说空话、套话、自欺欺人的话。[49]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应该被铭记。
其二，在中国与西方关联甚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多与西方展开跨文化交流是中西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加之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较为成熟发达，如此交流无疑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有学人甚至认为，西方文论已经是我们的“参照系”，是我们的“传统”。“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不仅把西方文学理论当作重要的参照系和理论资源，而且，从西方引入的各种理论资源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本土的传统之中，成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一部分。无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这种局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难以改变，甚至还有逐渐强化的趋势。密切关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西化’和‘拿来’，而是开创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新局面的动力之一，这早已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50]我们已经是，也只能是在这一传统上开创文论建设的未来。
其三，虽然学习西方多年，但事实上，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尚不十分深入。只有十分熟悉西方文论的文脉，并能受其启发能动地将其运用在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过程中，我们的学习才算是达到了目的。陈晓明因此写道：“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气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与批评，真正能把别人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51]我们认为，陈晓明的观点是中肯的。我们的确应该先老老实实地做“学生”，待自己的确可以生产出有效的知识之时，我们也就真正地与国际接轨了。那时候，中国文论的合法性也就获得了重构。因为这样的知识既可以与中国的文学文化实践形成互证互释的关系，又对中国之外的文学文化实践有启发意义。倘果真如此，上述当代中国文论的诸种“分离”情况当是可以避免的。
陈晓明接下来对如何学习西方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发，重点提出了以下两点做法。
第一，走进西方文论史。在文艺学学科教学与研究中至少要让“西方文论史”与过去的原理型文论“平起平坐”。同时，特别要重视西方现代文论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陈晓明认为，研究西方文论史时应该重视个案研究，对之做具体探讨，要像解读一个具体的文本一样对待西方文论。简而言之，就是对理论进行“批评”：“区别只在于，面对文学作品更多的是阐释审美经验感受，而面对理论文本和观点，要阐述的是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逻辑关系。这些阐述不再有那么强的元理论观念，其批判性也不再偏执于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建立什么具有民族国家标志之类体系的愿望。”[52]
第二，要走理论的批评化之路。我们知道，西方的理论，特别是现代的西方理论，大都是批评实践的产物。其产生的理论一般都是阐释某一具体文学文化现象的理论，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诗学、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等。很少有去寻找所谓文学普遍规律、文学原理的理论。简而言之，西方文学理论大多是批评流派。这些批评流派往往具有阐释具体文本的能力。因此，既然我们走的是西方文论之路，那我们切不可再去凭空建构理论，或依托某一元叙事话语反复地解释某一原理，而应该如西方文学理论一样成为批评化的理论，或者让理论批评化。陈晓明于是称：“文学理论这门学科——如果它依然存在下去，并且势力雄厚的话，它应该更多地朝具体的批评发展。”[53]理论的批评化选择既是缘于西方文论的事实，也是因为理论是知识，是有阐释力的知识，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它是“一项活生生的智力活动”[54]，而非意识形态式的“宣传”活动，更不是依靠权力禁锢人们自由思想的“禁忌话语”和“规训”活动。[55]这就要求理论能够对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文本/活动展开有效批评，并在此过程中发现真知，建构理论。
陈晓明所言两点甚为重要。看得出来，他是针对“苏联模式”的文艺学有感而发的，其意无非是要把文艺学的构型转变为西方文论模式，特别是现代西方文论模式。
然而，西方最新的理论模式大有被具有后现代气质的文化研究取代的嫌疑。对此，陈晓明持较为理性而全面的看法。他承认虽然文化研究具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文艺学研究一个有意义的突破，但它毕竟大大削弱了文学的色彩，同时似乎具有霸权特征，因此“不可能预示着当代文艺学的远大前程”[56]。换言之，中国文艺学虽然因为文化研究的到来而与世界接轨了，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知识的合法性，但是并未引申出一条令人信服的未来之路。中国文艺学的未来发展尚在探索之中。
不过，陈晓明又认为，如果把文化研究改成文化批评，则顺应了理论向批评转型的思路，同时回应了当代社会朝着符号化方向发展的问题，而符号化意味着一切向文化象征领域转化的趋势乃是事实。[57]这样说来，文化批评就有其可取之处了，也代表了新近发展的理论的批评化走向。于是，文艺学虽然面临危机，但也大有可为。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即“文学理论恰逢其时，它一旦不再故步自封，而以开放势态去迎接当代学术和文化的挑战，就可以大有作为。它可以通过对当代符号化的文化现实进行分析阐释来获得生命力。在这样的状况中，理论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概念，也不是对本质规律的穷尽，而是化解到无数具体独特而生动的文学文本中，化解到文化现象中，化解到图像和任何符号中，化解到一切的感受和体验中。这是理论死亡而又迅速复活的时刻，这是没有理论而理论无所不在的时刻”[58]。
总之，通过对文艺学知识构型的反思，陈晓明认为当代文艺学学科要从“苏联模式”中走出来，只有在研习“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朝“批评化”发展方向深入地走下去，方有可能与国际接轨。借此，才能克服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合法化危机，进而使文艺学知识的合法性在未来获得重构。
顺便提及的是，有学人认为，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要面对外国文论传统、中国现代文论传统和古代文论传统。[59]但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冲突？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文论中注入了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的因子，现代文论传统与西方文论、古代文论则并不冲突，同时表明西方文论与古代文论可以凝结成现代文论传统形态，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传统之间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它们本身并不冲突。
回到现实中，虽然中国文论内部之间的冲突也存在，但这一冲突主要是由西方的参与引发的。试着想象一下，如果现代文论传统没有西方因素，那么它与古代传统有什么区别？甚至当下中国如果没有西方元素参与，恐怕亦没有古今差异。[60]因此，我们的冲突实际上主要是诸如意识形态的差异、地缘文化的差异、本质主义国家民族认同等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有学人因此以新时期文论的发展为例，非常有道理地指出：“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是在古今中西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进行的，但主要面对的中西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问题。古今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尽管在新时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中西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并渗透其中。”[61]因此，陈晓明下述所言才非常真实：“关于建立文艺学的中国学派的呼吁，就是针对当代文艺学的西化倾向的一种抵制和修正。这种呼吁，与其说试图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吸取精华来重建当代文艺学，不如说仅只是怀着对苏联体系的眷恋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体系的警惕。”[62]陈晓明认为，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如何面对外国文论传统的问题。这或许正是他此文的问题意识。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在中国人“还对‘西欧北美’持深刻的歧见”的语境下，他自觉地呼吁当代文论建设要重视西方文论传统，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63]
十几年后，我们发现陈晓明所言还是有一定预见性的。环顾学界，虽然尚不可说理论的批评化已然实现，但文化批评的确给文艺学带来了新气象。也有学人在这些方面做出了成绩。例如，有学人顺应西方理论的发展方向，基于对西方理论的研究，并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文化现象/文本/问题展开了具体研究，从批评中生发理论。在有限的视野里，我发现陶东风即这样的学者。他自觉地意识到：“要实现中国文化理论的创新，就必须一方面借鉴西方现有的理论资源，从中寻找启发；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经验，考察中国社会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并在二者之间出现明显错位的地方，寻求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的可能。”[64]多年来，他都在按此观念，孜孜以求地建构政治批评[65]，可谓重建文艺学合法性较成功的个案。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王一川。二十几年前，他就有了“理论的批评化”观念[66]，虽然其意不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但是他表达了对文艺学发展新趋势的期待。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一川较早意识到了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并积极为之寻找出路。他在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批评化色彩浓重的文学理论教材书写，兴辞批评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等方面都有远见卓识。他还曾将其主编的“西方文论”命名为“批评理论与实践”，这无疑是较早对西方文论走向批评化的认知及行动。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王一川之于文艺学学科反思及合法性重构的积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近年来，王一川又围绕艺术公赏力问题展开了批评实践，并建构了也许可名之为“艺术公赏力批评”的“理论”。[67]虽然就学科体制而言，艺术公赏力问题似乎是艺术学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体认了文学的艺术性质，正视当今文学与视觉艺术（尤其是电影）的深刻关联，那么我们就不会否认艺术公赏力问题与文艺学的内在关联。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学学科和文艺学学科会因艺术公赏力问题而与美学美育发生实际的互动，并可能都会在文化批评转型中汇通。因此，我们是可以将王一川的艺术公赏力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视作文艺学学科合法性重建的重要个案的。[68]
总之，陶东风、王一川等学人晚近的研究与陈晓明的文艺学学科反思和重建形成了“回应”。[69]
当然，也有学人对陈晓明的意见不以为然。著名学者钱中文先生就曾对陈晓明所谓的“苏联模式”说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特定时期的文学理论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是存有陈晓明所言之问题的，但这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事情了。80年代中后期，学界开始对“苏联模式”文学理论教材进行清算，那时候的文学理论在“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理论构架。在重大问题的阐释上，它们与苏联体系完全是不同的，这大体适应了当前文学科学发展的水平”[70]。钱中文以文学本质问题的书写为例，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已经抛弃了“苏联模式”的文学本质论，转而开始多元地理解文学的本质，并且找到了“文学自身最具有本质性的审美特性”[71]。同时，在钱中文看来，作为教材的文学理论不能及时阐明当前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这是事实。但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当是文学批评的任务。我们甚至不应该要求文学理论能够迅速对这些现象做出反应，毕竟“文学理论对于从文学现象出发到观念的提炼与形成，又需要一个比较各种评论的得失的过程，一个扬弃与积淀的过程。所以难以指望从刚刚出现的文学时尚现象中，就能概括出一些普适性的原则，马上就写进文学理论教材”[72]。至于以专著论文为代表的“一般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则早已摆脱了此一模式。也就是说，非教材的文学理论能够生产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73]
我们认为，钱中文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教材文学理论的确已经不可与此前一概而论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是有差异的。我们的确不能要求文学批评所生产的“知识”马上进入文学理论教材进行讲授，但问题是，钱中文先生的意见并不足以驳倒陈晓明。
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当然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模式，但问题是，它是在修正苏联模式，或对此模式进行再阐释，基本还是在维持此模式的前提下对其中某些具体的观念进行改造，并且是以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改造、替换苏联模式所依托的意识形态话语。一定意义上，文学理论教材可谓进入了“后苏联模式”。其表现恐怕就是，仍有不少文学理论教材企图依托某一元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为文艺“立法”，却又没有能力提供批评文学的有效视点、方法，更遑论模式，以至于的确不能有效阐释文学，最终也就无法获取承认，只能实现表达个人愿景的效果。[74]这与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普遍没有基于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批评，而后提升出理论，并最终实现批评的理论化的观念有关。归根结底，则是因其未曾彻底地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尚未将文学理论研究规定为以生产有批评阐释能力的“知识”为旨趣。
仅以教材体例而言，当前仍有不少“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新编”类教材。这些教材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仍然在追求体系的完整性，以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读者论、发展论等几大板块讲述“知识”，但不联系具体的文学活动，以至于有学者说：“这样一种辐辏式较为完备地概括了文学理论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学科发展封闭性的问题。”[75]我们认为，其最大的封闭性就表现在，这样的教材文学理论其实就是在以思辨的方式和故有的教材或直接或间接地“对话”，其差异往往源自各自所吸收的理论资源和观念的不同。它们基本不与现实变动了的文学文化实践形成切实的互动。而由于当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教材始自苏联模式，因此此一模式的教材便如幽灵一般地回旋在现有教材左右。这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学者曾对1949年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在谈到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和周文柏《文学理论新编》、吴中杰《文艺学导论》这三本教材时，一方面肯定其“换代性”，另一方面则毫不避讳地理性指出：“它们在词句、体例、框架、引文乃至个别分析中虽有刷新，但关于文学本质、特征、生成、发展、鉴赏、批评等的观点，却没有什么变化，从中可以发现蔡仪、以群理论的草蛇灰线，甚至还能找到季摩菲耶夫的影子。”[76]陈晓明的反思因此值得肯定，因为它有助于当代教材文学理论对此一模式保持警惕，并最终从这一模式中自觉地走出来。[77]
第二，关于教材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依据钱中文的意思，他似乎认为教材就是一些稳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规律性认知，而批评则是对具体文学现象/问题/活动的阐释，两者的转换似乎并不容易。而且回到现实中，批评的问题和局限太多，也不能“留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因此，不应该进入教材文论之中。看得出来，钱中文对批评是不放心的。但在陈晓明看来，根本就没有关于文学基本问题的所谓普遍性、规律性知识，有的只是对于具体文本/现象/问题有效阐释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正是来自批评实践。因此，即使教材不讲述“批评”的理论，也应该对这些“稳定”的理论做事件化的理解，将它与语境联系起来，特别不能忘记其与批评的内在关联。
再回到一般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实际情状来看，我们认为，陈晓明的思考也是有针对性的。这里不妨指出当前依旧突出存在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要对一些基本文学问题进行玄想、思辨。其中最优者无非是能够做到有学理，有逻辑说服力，是读之却不觉得这是“文学”的“理论”。[78]它只是在“文学理论学”的层面上与文学有点关联，具有一定的存在理由。[79]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类文学理论因其“知识”品质较低而往往不具备传世功能，以至于我们在书写文学理论史时，常常为言说的对象犯愁。我们往往很难发现一个概念范畴、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批评方法甚至一篇有原创的论文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这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恐怕也是或悲剧壮美或荒诞虚无的事情，即从事一辈子的所谓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结果却没有办法在文学理论历史上留下哪怕只言片语。很多学人一旦停止著述，就会开始被人遗忘。同时，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更遑论辐射到其他学科了，即使对文学学科之内的二级学科都鲜有影响力。
第二种情况是大多数文学理论研究著述是在对西方某一知识做注解。注解当然是有必要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就此留步，而应该在理清文脉的基础上学会知识生产的技能，最终生产出可阐释当下中国文学实践的知识。或者说，要有能力从本土的批评实践中创制有效的知识。
如果上述情况确实存在，恐怕我们的确要先承认“苏联模式”的存在。即使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已然在摆脱这一模式，但毋庸讳言，我们需要继续加大对这一模式的反思，进而用陈晓明所言之方法去解决问题，即先好好地学习西方文论，待自己上路了，再来生产自己的知识。当然，学习西方文论不是简单地移植介绍，更不是沾沾自喜于自己因外语好而能够即时做“传声筒”，更好的做法恐怕是通过学习回到自身的语境和问题中，从批评实践出发，而后生产出与文学有内在关联的理论知识。[80]实际上，不少学人已经在这样做了，陈晓明因此强调说：“文学理论正在最大可能地吸取国际学界的成果，这是一个艰难且需要胸怀的漫长过程。真正在理论的同一层次和水准上对话，才有学术的创造性发生。而对这一领域而言，只有文学批评可以抹去理论的民族身份，因为理论资源可以共享，可以面对不同的文学文本。例如，某些具有民族身份特征的文学文本的探讨，会使人们处在同一学术层次上。如果只在理论原创性上过分强调民族身份，强调东方西方的对立，这不会有结果。因为，中国长期被一种元理论话语支配，要在短期内有理论的原创性，那是不切实际的想法。”[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