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东风看来，文学理论已然不是研究文学特性和普遍规律的人文学科，而是反思文学特性和普遍规律是如何被建构的学科。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即：“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文学理论的知识属性：通常人们把文学理论定义为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但与其说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活动规律的，不如说它是研究文学活动的规律是如何被建构的？谁在建构这种‘规律’？为什么建构这种‘规律’？通过什么媒介建构这种‘规律’？这种建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能否像‘上帝’那样超越地去建构？”[20]

看得出来，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已经改变了关于文学的提问方式，它不再注重主客二分地去“认知”文学的“是什么”，而是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去“反思”文学“何以如此”。用陶东风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应该去问：到底哪种文学本质观是真理，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正确揭示？哪些是谬误，是对于文学客观本质的遮蔽？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和目的、通过什么手段、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因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枪毙？原因是什么？这个中心化—边缘化、包含—排除的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21]需要指出的是，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不仅在研究文学“实践”和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已然从认识论走向了反思论，而且在研究文学理论自身及其历史之时，也是持反思论的立场的。

为了对反思性文学理论有更好的认知，我们不妨对其特点做一些阐释。简而言之，反思性文学理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从“口头禅”走向“真觉悟”。

我们知道，禅宗里还没有开悟者，其所参之禅就是“口头禅”。所谓“口头禅”，就是说参禅者只会停留于口头地对禅的教义和旨趣做理论的思辨与概念的演绎，而不能将之内化成一种实际的行动与真实的惯习。这里我们借它来说说文学理论，即那种只会就理论谈理论、从理论到理论、离开了理论就不能言说而必陷入“失语”的研究。布迪厄指出，这种研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陷入理论的拜物教中。“这种拜物教，来自将‘理论’工具——惯习、场域、资本等——看作自在和自为的存在，而不是运用这些工具并使它们发挥作用。”[22]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常常喜好“追新逐后”的移植、贩卖甚或炫耀理论，基本上都只停留在“一阶问题”上做无谓的思辨，并最终让理论成为“口头禅”。这是相异于反思性文学理论的一个通病。

反思性文学理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相比于口头禅式的文艺学研究，反思性文学理论有从“口头禅”顿悟为“真觉悟”的自觉追求。在禅宗里，所谓“真觉悟”，是指参禅者已然开悟，从而对禅有真实的感受，并能运用、内化为实际的行动，所以参禅者已经生活在禅境之中。这里是指文艺学研究能真实地认识到理论拜物教或唯智主义的弊端，能避免空谈理论，并能将这种认识内化成一种科学惯习，从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做到有话要说、有话可说而不失语。不妨还以反思型文艺学代表人物陶东风先生的研究为例来稍做阐释。

作为一个身处崇尚专业知识环境中的高校教授，陶东风却多次强调自己不愿意做专家，不愿意做纯粹的学术研究。对此，一定有人大惑不解。因为在今天这个知识生产已然专业化的时代，一个人如果不在所从事的领域成为相对意义上的专家，他能在实际的知识生产场域中占据合法性位置吗？当然不能。倘若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陶东风的说法？其实，如果回到反思性文学理论的旨趣，大概就可以理解了。陶东风并不是真的不愿意做专家，而是不愿意做那种离开了术语就不能说话的专家，不愿意做那种说了几十万言，却没有几言是自己要写的和所写的这种意义上的专家。陶东风当然不鄙视理论，否则他怎么会对哈耶克、布迪厄、阿伦特的思想做专门的解读与研究？！怎么会编撰较有理论风格的文学理论教材？怎么会撰写文化研究导论意义上的这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文字呢？所以说，陶东风并非不喜欢理论，只是不喜欢停留于“口头禅”的理论，不喜欢从理论到理论，以至于让自己不能在所在行当说话，并遭受令人失望的“失语”症候。大概也正是因此，以陶东风为代表的一大批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学人走在了科学反思的道路上。

其次，从平常误识走向科学反思。

正是由于对理论拜物教的扬弃，反思性文学理论才能以此为契机，并进一步从平常误识走向科学反思。如果说理论拜物教往往喜好停留于理论的世界中，以至于对现实世界失语的话，那么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开悟之后，便力图“使理论工作与经验研究彼此以最彻底的方式相互渗透”[23]。也就是要对科学工作本身进行彻底的反思，实现“思”（理论思考）与“事”（经验世界）的交往对话，从而达到思乃事之思，事为思之事，并最终摆脱平常误识。

所谓“平常误识”，是布迪厄的一个理论术语。它是指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给自身的一种软性的认识暴力，而且行动者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这里用它来指认文学理论研究中研究主体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合谋而对本是一种认识暴力的现象毫无知觉，甚至还认同了这种暴力的研究。由于反思文艺学对此有较为彻底的认识，自觉地展开相应于此的认识论决裂，对这种暴力所表征的社会机制有清醒的科学反思，因此可以避免这种暴力。具体而言，反思性文学理论的这种科学反思及其功效大概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在反思中避免了对当下文艺学现象与问题做意识形态的屏蔽。

反思性文学理论力图对当下的文艺学现象与问题进行科学的反思研究，发现其背后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种客观的阐释。在反思性文学理论看来，如果仅仅对一种文艺学现象与问题做简单的意识形态式的分析，提出一点或赞成或反对的标语口号式的立场，甚至还借助于学术场域之内或之外的权威力量来让人认同这种立场，那么不但会破坏文艺学研究的自主场域，而且很可能会屏蔽实际的问题，让文艺学研究处于误识的囚牢中。

应该说，陶东风对此是有深深的自觉的，而这也常常引起同行的误会。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为例。在国内，陶东风是较早提出这一话题的，仅就文献而言，早在2001年，他就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中提及了“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这一问题，此后更是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等一系列文章中围绕此话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反思性研究。陶东风提出此话题的目的无非是反思文艺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指出当前文艺学研究要对具体的文艺审美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发现其背后的运行机制，然后建构合适的研究范型，如文艺社会学研究范型、文化研究学科范型等，以此展开反思性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从而强化文艺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事实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话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的确解决了当下一些大众文艺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提高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力，与此相关的论文因此还成了2005—2006年转引率较高的论文。[24]然而，由于诸种原因，这一话题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论争。论争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但是论争过程本身夹杂了一些误会。其一，让那些不习惯科学反思而喜欢心性体验，并甘于受意识形态屏蔽的文艺学人，误以为反思研究是要取消人文追求和放弃审美的自主性世界。其二，让那些习惯场域位置结构者误以为反思研究是有意颠覆和无理解构。诸如此类的误会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平心而论，误会主要是知识的不对称所致。因为如上所述，反思性文学理论已然超越了那种将问题仅打发给意识形态，或只做一种纯心性式的批判的简单做法，而是要科学分析，从而获得较理性的阐释和有限度的改变，但误会者以为反思性文学理论者是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和人文价值方面肯定这一现象。为此，陶东风只好特意做出申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学、文艺学对象与方法的调整绝对不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价值上的认同。关注一个对象不意味着赋予它合法性，而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的前提是把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5]也就是说，他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为了科学的需要，为了学科自主性的需要。[26]至于第二种误会，这也许有点难以申辩，因为正如布迪厄创作《学术人》一样，它必然会引起这种决裂，必然会让场域的位置发生一定的调整，必然会让人不舒服。但只要能同情式地理解反思性文艺学的旨趣，就会更多地意识到反思型知识生产主体恰恰是在维护一种知识场域的自主性，而且其自身也是被反思的对象。

二是在反思中让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对象、方法、范式等都得以转型。

反思性文学理论为了确认自身的知识生产合法性，必然要对此前的研究体制，如研究范围、对象、方法等做一定的反思与调整。就研究对象而言，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如果要科学，“应当优先处理的，首当其冲、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将社会上预先建构的对象的社会构建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这正是真正的科学断裂的关键所在”[27]。就是说，研究对象是建构的、历史的、地方的、移动的、开放的，而不是先验的、实体化的、铁板一块的、固定的，不能习以为常地将其正当化。毋宁说，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事件，是一个场域中资本较量的问题。

尤其可贵的是，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其研究对象是参与性的。也就是说，反思者自身也应该处于被反思之中，因为文艺学研究主体自身与所要研究的社会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契合关系，“社会世界的结构”已被“内在化”了，这样它“在这社会世界里就会有‘如鱼得水’的自在感觉”[28]。为此，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要进行彻底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与研究共同体发生必要的决裂。

正是由于研究范围等的改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也悄悄地改变了，如倡导文化研究、文艺社会学。这也容易引起业内人士的误会，原因大概与上述误会的原因相差无几，这里就不赘述了，只是想重提陶东风的一点强调：“我们倡导在方法论上拓展文艺学的对象与范围、调整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倡导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的关注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要回到‘庸俗社会学’。”[29]

三是在反思中捍卫了较为科学的参与性、实践性与政治性。

反思性文学理论并不是没有独立批判性，没有人文价值的诉求，也不是要否认社会责任，只是主张“社会科学的政治任务在于既反对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唯意志论，也反对听天由命的唯科学主义，而是通过了解有充分依据、可能实现的各种情况，运用相关的知识，使可能性成为现实，从而有助于确定一种理性的乌托邦思想”[30]。也就是说，它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科学地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去，从而真实地解释甚至改变、创造现实。

例如，对待大众文化现象，反思性文学理论并不是要拥戴它，膜拜它，而是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走进它、阐释它或改变它。反思性文学理论代表者陶东风在其主编的《大众文化教程》中可以说对此有明确的认同：“大众文化曾经长期处于批判席上、领奖台上，而不是实验室中。”[31]为此，《大众文化教程》一书对大众文化的生成原因、运作机制、性质特点、接受方式等各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而其分析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迎合它，当然也不是一味地否定它，而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它，以推动其良性发展，同时发挥其文化政治的诸多效用，从而推动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公共领域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反思性文学理论是有参与诉求和人文关怀的，大概也正因此，陶东风才会负责任地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玄幻文学、语文高考、百家讲坛、文学的祛魅、公共媒介等大众文化现象，才会主张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四是在反思中有自觉的知识建构。

反思性文学理论不是要“狂欢化”地破而不立、解构而不建构，而是要立一种科学的、有反思旨趣的知识，建构一种非误识、非自恋的知识。正如布迪厄研究专家华康德所言：“认识反思性根本不鼓励自恋症和唯我主义，相反，它邀请或导引知识分子去认识某些支配了他们那些深入骨髓的思想的特定的决定机制（determinisms），而且它也敦促知识分子有所作为，以使这些决定机制丧失效力；同时，他对认识反思性的关注也力图推广一种研究技艺的观念，这种观念旨在强化那些支撑新的研究技艺的认识论基础。”[32]也就是说，反思性文学理论认为反思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有所发现，发现知识生产的机制，从而建构一种更为有效的知识。这与人们理解的所谓的纯粹的“坏解构”——把历史、主体、知识、意义等全部虚无化——不同，它是要建设反思性的知识，生产更多的科学知识，从而对历史、主体、意义做较为真实的现代阐释。

反思性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除了表现在关于一种文学知识、观念与方法的论著式建构之外，还具体体现在文学理论教材、大众文化教材、文化研究教材以及其他一些反思性的学术再生产活动之中。

就教材而言，21世纪以来，反思型的文艺学教材已然成了一定气候。这里还是以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为例来简要说明。可以说，该教材对那种将文学理论知识非反思化的“信仰式”教材进行了科学的指认与深刻的分析，从而与此前的教材做了较为彻底的认识论断裂。在此基础上，它将文学理论知识地方化、学术史化，这就避免了教材的意识形态纠缠，让文学理论教材得以空前袪魅。

不可否认，反思性文学理论毕竟是理论，但它力图破除“唯智主义的偏见”，走出“理论拜物教”的困境，为理论祛魅。这样就使得反思性文学理论具有了实践诉求，从而可能达到“经验研究中实践操作的重大变化，并带来了相当实质性的科学收益”[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