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知识立场及其反思性文学理论由于是在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学术实践中存在的，对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有明显的指责，因此不免引发一些讨论与争鸣。何况，反思性文学理论在对文艺学学术场进行反思之时，必定会引来学术场域中不同知识生产主体的回应。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回应者当属童庆炳、余虹等人。

早在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中，陶东风虽然肯定了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反对本质主义方面的重要推动作用，认为该教材“代表了新时期文艺学教材的最高水平”[34]，但是他又强调该教材依然没有完全告别本质主义。例如，该教材在文学性质的理解方面，虽然意识到了文学的性质是丰富的、多元的和开放的，但始终将审美视作文学的内在特性，把意识形态看作文学的外在性质。这种内外划分的做法表明它试图透过外在去发现内在的真理，并且把内在的性质看成更正确的甚至绝对正确的“真理”，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做法。显然，《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意识到，将审美作为文学的内在性质其实并不是天经地义的正确认识，而只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地方性的知识—文化建构。”[35]

由于童庆炳为该书的主编，因此人们认为童庆炳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是本质主义的。[36]同时，由于在文学“终结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边界问题的争论中，童庆炳似乎都是“保守”的一方，因此人们误以为童庆炳是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的代言人，甚至以为童庆炳乐于以本质主义立场自居。但实际情况是，童庆炳认为自己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反本质主义的，或者准确地说是建构主义的。一方面，他否认那种绝对的、实体性的本质；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建构性的本质，也就是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是有本质存在的。回到现实，与陶东风一致，他也认为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的确有一些是“跨时空的拼凑，而不追问文本的语境和历史的、民族的文化语境的现象，结果‘遮蔽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具体性和差异性’，‘遮蔽了文学理论知识的地方性（民族具体性和差异性），导致对文学理论不能做出具体的真实的理解’”[37]。但是，童庆炳认为，其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并不是这样的知识，其《文学理论教程》没有本质主义的痕迹。在他看来，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是特定语境下的自觉建构，因此，我们对它的理解要以福柯的事件化方法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对它展开公允评论。[38]

那么，童庆炳到底是持本质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知识立场？他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究竟有没有本质主义的痕迹？

我们认为，童庆炳绝不是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的典型代表。童庆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接受了“亦此亦彼”的思维训练，二十几年之后他依然坚定地说：“没有唯一真理，更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在变化中。对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回答，这多种回答都可以是正确的。”[39]这足以见出他的知识立场是开放的，观念是多元的。这从其文学理论研究历经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文化诗学等多个阶段即可见出。[40]而且童庆炳的文学理论研究特别具有历史语境意识，自从倡导文化诗学研究以来尤其如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语境的观念是建构我的‘文化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41]他还曾把历史语境与当下文学理论的建设关联起来，并有针对性地建言道：“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把文学理论看成是一个逻辑结构的系统，这当然有它的道理的。但是一味重视概念、范畴，一味注重判断、推理，会使文学理论失去了历史的根基。特别是我们编写的教材，差不多都是逻辑结构系统，没有历史感。其实文学理论是历史文化的产物，真正的文学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此，我们按照一个理论主题，搜集古今中外所有相似相同的观点，并把它们连缀在一起，构成所谓的论文，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因此，一定要使理论历史化，或者叫作重建历史语境。”[42]对于如此重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历史语境的童庆炳，我们很难认为他持本质主义的知识立场。

但是，童庆炳曾说：“我隐隐感到担心的是，有些作者在有意无意间似乎把凡是给事物下定义的，凡是想明确回答问题的，凡是把事物分成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的，凡是想搞体系化的著作的，都叫作本质主义。”[43]显然，童庆炳是担心人们因他谈论本质而将他当成本质主义者，但是除去对本质主义的误解不谈，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童庆炳文学理论知识立场中的本质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他无论如何还是对审美情有独钟，坚定地认同文学的审美特征，甚至把“审美意识形态”当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44]在文化诗学研究中，他也是以审美特征为文学的中心。[45]为此，有学人不无道理地将童庆炳视为审美派。[46]凡此种种，我们可以说，他是有本质主义的知识立场的，只是他是自觉的本质主义者，而因其自觉，其本质主义的语词色彩已然不再是贬义的、落后的，而是其坚守的关于文学的“价值论本质”，表征了童庆炳对一种可贵的审美理想的信念。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允许甚至欢迎人们质疑他的“价值论本质”。[47]他说：“如果彼此实在不能容忍，也可以交锋，彼此对立，百家争鸣，在论战中求得问题的深化，也未尝不是好事。”[48]因此，童庆炳的本质主义是值得肯定的，表征的是一个有坚守的学者的知识认同和价值取向，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余虹并没有直接否认文艺学学科反思所涉及的反本质主义知识立场，但他在提出自己关于此问题的独特思考之时，间接地发表了自己关于此问题的意见，并引发了一定的争论。[49]

在知识立场上，余虹固然是反对本质主义的，也就是他不认为文学有柏拉图意义上的“内在的共型与规定性”的所谓本质。在他看来，“‘文学’是一个‘家族’。文学的‘家族相似性’使我们将一些具有相关特征的现象（诗歌、小说、戏剧、美文等）通称为‘文学’”[50]。很明显，余虹接受了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后形而上学思想观念。虽然他依然认为“文学理论就是关于文学现象之根由与道理的论述与知识”[51]，但是他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已经是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了，他不再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看待文学，并认定有实体存在的文学本质。不过，余虹并没有因此忌讳谈论本质，更没有因此否认本质的存在。在他看来，没有“作为种类共性的‘实然性’的本质，但却有作为价值形态的‘应然性本质’”[52]。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以全部的事实为依据，然后概括出文学的本质，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价值论和生存论的关联中来思考文学，为文学立法，并因此建构出文学的本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某个事实并不天然就是文学本质的见证，恰恰是对某个事实的价值确认，才使它成为本质性的事实。就此而言，文学本质在事实上的‘是’乃是由价值上的‘应是’决定的，因此文学本质论的论争最终都会还原为价值争吵而非事实确认。”[53]

由于反对以事实为依据来确认文学的本质，因此余虹否认文学特征论。具体来讲就是，文学特征论是以事实为依据的，而认知主体对于事实的认知必定有限，因此，此路不通，改道是必然的。[54]余虹为此以价值判断来确认文学本质。那么价值判断又如何可能？余虹承认，人们不可能持同一种价值观，在判断何为文学、何为好文学之时，相关的“价值争吵”无疑是事实存在的。他还不无悲观地发现：“由于决定争吵之胜负的现实力量往往是权力，因此，最流行的文学本质论往往离文学的本质最远。”[55]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余虹给出的办法是对权力的反抗，对良知和纯粹理性的执守。

对于余虹的文学本质论以及基于这种文学本质论的文学理论知识观，陶东风曾做了非常精彩的回应。陶东风非常赞同余虹否认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去建构文学理论知识的做法，但认为尚不够彻底，因为他依然试图调和经验事实与价值规范，而这种调和是没有必要的。既然任何关于文学的言说都不可能以周全的事实为依据，同时，体现“本质”的文学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无须以经验事实为依据，那么，为何不彻底地认为，文学理论知识建构“只能从关于文学规范判断（文学应该是什么）出发”[56]呢？其中缘由，恐怕是余虹依然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他尚相信文学理论知识有绝对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正确，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正确必定要求与事实相符合。同时，他认定有“应然性本质”，这种本质可以在意识哲学里完成，这就使得他相信价值的自然正当、天然正当。

陶东风显然不认同余虹的这种应然性本质主义，理由有二。其一，在诸神纷争、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让人们以某一种实质性的价值内涵为真理是不容易的。与其如此，不如让一种关于文学的应然性本质在交流中生成。应该说，这个理由是有说服力的，毕竟多元主义已经不可逆，不可能有普遍认同的某一价值观，交往才是正途。[57]其二，回到现实语境中，我们的确缺乏平等、理性的对话交往机制，在此境况下如果赋予某种具有实质性价值内涵的本质理论以“自然正当”或“天然正当”，那么将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同时很容易滋生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专制主义。[58]

陶东风因此呼吁人们在程序规范的前提下，去达成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实质合法性。也就是说，人们都可以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建构关于文学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生产、传播、接受的程序要合法。换言之，我们要优先建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程序正义，有了这种正义，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实质正义才有可能。虽然正当的程序正义不一定能够得出正当的实质正义，但相信个体的良知和纯粹的理性不如相信透明的程序以及基于这种程序所引导的交流理性，后者更为可靠。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合法正当的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程序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匆忙地建构关于文学的实质性规范知识，其后果将比先建立正当的程序、先悬置实质性的文学规范知识要严重得多。”[59]

事实上，余虹所引用的德里达的观点表明，文学本质的现代确定本来就与民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处于比较现代的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60]。这一点与我们所主张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不可不重视程序的民主是相切合的。

余虹与陶东风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事实与规范之争，表明了建构主义的知识立场反对任何本质主义，“应然性本质”也是本质主义。在建构主义看来，本质的产生不应该依靠个体的信念和意识来设定，而应该依靠一定的民主程序去建构。事实上，任何本质都是建构的。我们相信，有了程序民主，才有可能出现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公共领域，然后人们才可能在其中交往，那种基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有关文学的“意见式真理”（truth of opinion）[61]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关于文学的“意见式真理”离文学的本质是最近的。

从思想史看，历经20世纪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熏陶后，文学理论界恐怕鲜有学人对独断论意义的本质主义有认同。这当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中，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者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对本质主义有误解，认为一说到本质主义就是思想落后、与当前开放时代格格不入者时，人们就更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者。为此之故，要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做一个本质主义者并不容易。通过对童庆炳、余虹两位先生的文学观念及文论立场的分析，我们也的确发现他们并不是一般的所谓本质主义者，这是需要加以强调的。

事实上，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童庆炳自觉开放的“价值论本质主义”和余虹的“应然性本质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一，对文学知识的追求可以让文学理论研究保有形而上的特质。童庆炳从20世纪80年代倡导文学活动的特征论研究开始，直到晚年的文化诗学研究，都孜孜以求地寻找并守护文学的审美核心属性，努力生产能够有效理解现实社会文化与文学的理论“知识”，并把审美视为文学的第一原理。这种追问文学知识的做法有助于让文学理论保持其形而上的质地。余虹把文学理论直接视为文学知识学，更是使得文学理论成为追问文学知识的形而上学。

其二，正是由于持本质主义观念的文学理论研究具有形而上特性，因此它对于鼓舞人们沉潜学术，扎实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当前，在后理论语境下，有些学人想当然地以为可以告别理论，并主张文学理论研究从此可以轻松地从事现象的分析和评论，以至于对较为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屑一顾。这实际上是对文学理论的理论属性的忽视，同时也是对后理论的误解。仅以童庆炳为例。他终其一生都十分虔诚地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试图找到更完善的文学的知识，而且不断地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调整文学理论研究的形态，于是才有了文学理论研究从审美诗学到心理诗学、文体诗学、比较诗学和文化诗学的不同阶段。[62]童庆炳这样的本质主义，相对而言具有对知识的渴求，确实也推动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程，在当代文学理论学界实属少见。这难道不应该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者所继承么？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学习童庆炳始终把文学理论视为求知的学问，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文化语境始终保持对文学本质的审美理解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的精神。童庆炳这种守护文学审美价值的“价值论本质主义”的确值得我们玩味。

其三，在文学理论“主义”式微、流派隐匿的当代中国[63]，声张和持守一种文学理论观念，并且视之为根本性特质甚至“信以为真”，这对于文化民族主体的觉醒和加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而言，无疑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只要是有学理基础的立场、观念、主义和思想，就是值得坚持的；只要这种坚守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独断的而是自觉的，那就是难能可贵的。童庆炳所持有的自觉开放的“价值论本质主义”及余虹所信奉的“应然性本质主义”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文学理论立场、观念、主义和“思想”，值得我们予以同情式的理解。

[1] 学界还专门召开了数次与文学理论知识学反思有关的会议，2006年4月17日至1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文艺研究》杂志社和湖州师范学院联合召开了“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学术讨论会。参见王昌忠：《“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研究》，2006（8）。2006年10月13日至15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文艺研究》杂志社在北京共同主办了“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参见廖恒：《“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研究》，2007（6）。

[2] 这里不妨再列举一些相关文献。李春青：《谈谈文学理论知识论模式的转型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颜翔林：《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三个维度》，载《文艺研究》，2006（10）；余虹：《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载《文艺研究》，2006（10）；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孙文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载《学习与探索》，2007（3）；张荣翼、许明、蒋述卓等：《关于文艺学知识依据的对话》，载《长江学术》，2008（1）；卢衍鹏：《文艺学知识形态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载《甘肃理论学刊》，2008（1）；卢衍鹏：《文艺学知识形态建构的三种方式》，载《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邢建昌：《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三个维度》，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胡友峰：《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知识空间的重组》，载《文学评论》，2010（5）；冯黎明：《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立的知识学根源》，载《中国文学研究》，2010（1）；孔帅：《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困境与解救蠡测》，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冯黎明：《文学研究的学科自主性与知识学依据问题》，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李西建：《思想生产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载《文艺理论研究》，2013（3）；冯黎明：《意义论：文学研究的知识学主轴》，见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毕日升：《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邢建昌：《从知识、知识生产的视角进入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孙秀昌：《反本质主义策略下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反思》，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3]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5）。

[4]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11～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有些争论是围绕着教材或论文本身的具体观点进行的。这里主要选取从知识学角度探讨文艺学学科反思的一些争论予以讨论。

[6] 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7]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5）。

[8] 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9] 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10] 参见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11] 参见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这里不妨抄录美国文学理论刊物主编W.J.T.米切尔的一段话，来说明场域位置对于知识生产者的影响。米切尔在讨论文学及文学理论终结问题时说：“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并没有终结。虽然文学受到媒体的冲击走向了边缘化，但是弗莱（Northrop Frye）、米勒（J.Hillis Miller）、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已成为不可多得的遗产，它们已经从文学机构撒播到文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媒体、日常生活、私人生活领域和日常经验中。同时，文学理论本身也向各个方面播撒开来。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身为一个大的文学理论杂志的编辑，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视、电影、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文学理论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话语。”参见[美]W.J.T.米切尔：《理论死了之后？》，载《文艺报》，2004-07-15。虽然米切尔对于文学及文学理论并未终结的判断有诸多理由，但他并不否认这一判断与其身份有一定的关联。

[12] 布迪厄说：“想要实现反思性，就要让观察者的位置同样面对批判性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性分析原本是针对手头被建构的对象的。”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陶东风的自我反思无疑实现了反思性。

[13] 实际上，陶东风早已对文艺学知识生产进行了反思。参见陶东风：《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反思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载《哲学动态》，1998（9）。

[14]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5] 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载《文学评论》，2005（1）。

[16] 王刚：《场域理论与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的反思性研究》，载《湖北社会科学》，2010（2）。

[17] 对于李春青先生事后对陶东风先生的这种场域论分析，想必陶东风先生会信以为然。

[18] 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19] 笔者曾经撰文呼吁学界重视反思性文学理论的存在，此处对此前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所吸收。

[20] 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

[21] 陶东风：《走向自觉反思的文学理论》，载《文艺争鸣》，2010（1）。

[22]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35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3]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22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4] 参见赵宪章：《2005—2006年中国文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基于CSSCI中国文学研究关键词的分析》，载《河北学刊》，2008（4）；赵宪章：《2005—2006年中国文学影响力报告》，载《文艺争鸣》，2008（8）。

[25]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4）。

[26] 这方面的误会在学界可谓不少，这里做简要的提及与辨析。近来有汤拥华的论文《文化批评视角下的文学本质与价值——王晓明、陶东风、吴炫，对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个案考察》（《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盖生的专著《文学理论当下形态论——文学理论学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汤拥华一文的误会有二。一是径直地把陶东风看成历史主义者，而历史主义者只看到历史流传物，有本质主义、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嫌疑。其实这是对陶东风的一个较大的误会，如果实在要说立场的话，陶东风应该是站在反思性的“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的科学立场上，已然自觉地超越了诸如建构与结构、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等二元对立。大概该文对此未及深入领会，所以也就不太习惯陶东风“四面出击”“双重的祛魅”的“复杂性”。二是该文对大众文化现象也有唯价值批判主义、屏蔽于意识形态分析框架的倾向，可以说是对反思性的文学理论研究旨趣有信息不对称之嫌，以至于认为关注政治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传统，重建文学的公共空间就是要发挥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其实，捍卫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政治正是反思性文学理论的旨趣；而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空间，既是大众文学（文化）自律性的非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其应有的他律性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两者并不必然矛盾，尤其是在现代大众社会，我们不能认为意识形态与审美必然是对立的。另外，只要有科学的自主场，这两者就不是必然对立的。可以说，反思性文学理论研究就是捍卫、建构科学的自主性的必要前提。而盖生的著作与其说是一文学理论学探索性著作，不如说是对文化研究进行声讨的著述。吊诡的是，如果该书离开了对文化研究的声讨似乎就不是著述了，更不要说是文学理论学著述了。如果按该书的说法，把文化研究分成三种形态，而文化研究又都需要被放逐的话，就会出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没有可称之为西方文论的东西这一结论。其实该书也是一种反思性研究，只不过它的反思不是为了建立科学的文学理论，而是为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幻象的文论，是在等待而不是建构一种文学理论的自主，是为了允诺底层大众一种体验式的幸福感觉，而非与大众一道去建构、经验一种真实的幸福生活。这大概就是科学反思或说反思性文学理论与之不同之处。同时，我们也可以借此简要提及反思性文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反思性文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处在于其历史观、知识观、主体观等解构性方面，简言之，即都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思想。但是反思性文学理论的解构不是“坏解构”“游戏式”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不是不顾及经济、政治的纯思想解构。毋宁说，它要在解构的同时进行科学的建构，力图建构确定性，所以它是有价值判断的，对犬儒主义、虚无主义有天然的警惕。作为反思性文学理论渊源人物的布迪厄，就特别强调经济资本的问题，特别强调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同源性关系。他试图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保持一种科学性的解释与改变世界的情怀和诉求。

[27]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3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8]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36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9]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4）。

[30]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25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1] 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前言，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2]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3]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4]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5）。

[35]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文学评论》，2001（5）。

[36]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本质主义的代言人。但事实上，的确存在本质主义的言论，如董学文先生所言：“关于文学到底是什么，我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关键是谁发现它。或者大家都发现一点，凑在一起。求真的东西少了，一味求善、求美，就成了无序的多元。”这恐怕就是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参见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2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7] 童庆炳：《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载《文艺争鸣》，2009（9）。

[38] 参见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39] 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0] 参见程正民：《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载《中国文化报》，2015-06-30。

[41] 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2] 童庆炳：《当下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应对》，见童庆炳、王一川、李春青：《文化与诗学》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3] 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4] 参见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载《学术研究》，2000（1）。

[45] 参见童庆炳：《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46] 参见吴子林：《“中国审美学派”：理论与实践——以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为研究中心》，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2）。

[47] 童庆炳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中和陶东风的争鸣就是佳话。借此要说明的是，我曾经也在博士论文中以一章的篇幅对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异见”，后来择取一部分，命名为《文化诗学：如何审美，怎样大众？——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理论转型问题再讨论》，发表在《学术交流》2016年第4期上。童庆炳先生读过我的博士论文，并且说要将其纳入他的出版计划中。这足以见出先生的宽广胸襟，同时表征了他的自觉的价值论本质观是欢迎批评的。

[48] 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7）。

[49] 2006年4月17日至18日，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文艺研究》杂志社和湖州师范学院联合召开了“文学性的历史形态与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学术讨论会。笔者在会上倾听了陶东风与余虹就文艺学知识建构问题的争论。之后，两人分别发表了论文《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余虹还发表了相关文章《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兼谈中国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一体化’冲动》（《文艺研究》2006年第10期）等。

[50] 余虹：《文学知识学》，221～2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1] 余虹：《文学知识学》，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2] 余虹：《文学知识学》，2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3] 余虹：《文学知识学》，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4] 事实上，在建构文学本质论时，由于意识到理性认知的有限性，因此不独断地以一己之关于文学的认识作为文学的本质，而是选择列举几条关于文学的特征，这种做法正表明了对理论理性的不信任，同时也表明不完全认同那种以事实为依据来判断文学本质的做法，于是退而求其次。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55] 余虹：《文学知识学》，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6] 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

[57] 参见[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1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8] 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

[59] 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

[60] 余虹：《文学知识学》，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1] 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43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62] 参见程正民：《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载《中国文化报》，2015-06-30。

[63] 参见王建疆：《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