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历程中，随着反思的深入，对文艺学学科做知识学反思的文献也逐渐增多。[1]2007年第5期《文学评论》专门以专题“文艺学知识形态批判性反思”，刊发了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和章辉《反本质主义思维与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三篇论文。[2]

事实上，作为文艺学学科反思代表人物的陶东风早在2001年发表代表性论文《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时，就已然从知识立场的角度对文艺学学科进行了反思。不可否认，此文开启了此后学界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研究及论争。后来，陶东风又刊发了相关论文数篇。鉴于学界在文学理论知识问题上的研究主要由陶东风引发，因此，这里以陶东风为考察中心，讨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反思问题。

就知识学角度看，陶东风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这篇重要文章中，主要对自身的知识立场进行了较为鲜明的标示，即对本质主义进行颠覆，对反本质主义则心有戚戚焉。当然，陶东风所言之反本质主义并非此后人们所误以为的那样：反本质主义即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并反对任何有关文学的本质言说。事实上，陶东风在该文中有一段对自身反本质主义立场的清晰表达：“我们所说的反本质主义并不是根本否定本质的存在，而是否定对于本质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有些‘后’学家那种根本否定事物具有任何本质的极端反本质主义），尤其不赞成在种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中选择一种作为对于‘真正’本质的唯一正确揭示。”[3]陶东风反对本质主义的目的不是否认本质，他认同反本质主义也不是要否认本质，而是要让本质的存在不再神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坚信本质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必然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因此是可以反思的。他之所以持这种观念，就是因为他认同的是自由、多元、民主的文艺学，希望保持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地方性。

几年后，陶东风在他所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一书中，依然持如此立场，并且写了一段与文艺学知识观念更为直接的话：“一方面我们坚信文学与其他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一样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存在万古不变的文学特征（本质），因而也不存在万古不变的大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在一定的时代与社会中，文学活动可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关于文学的各种言说也可能出现大体上的一致性，从而一种关于文学特征或本质的界说可能在知识界获得相当程度的支配性，得到多数文学研究者乃至一般大众的认同。但是我们仍然不认为这种‘一致性’或‘共识’体现了文学的永恒特征或对于文学本质的一劳永逸的揭示。相反，这种‘一致性’与‘共识’的出现是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是与各种非文学因素相互缠连的，是一种历史性与地方性的话语建构。”[4]按理说，这段话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了陶东风对于文学本质的看法了，但是毕竟其整体的言说是要反对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给人的整体印象也是要颠覆此前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念，因此，陶东风此处关于文学本质及其所标示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念无论如何都显得像是“小叙事”，似乎是避免自己走极端或照顾人们情绪的安慰之词。无论如何，这都不足以让人们去细读其文学理论知识观，误解也就不可避免。人们认定陶东风乃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代言人。

此后，学界围绕反本质主义进行了论争。[5]陶东风对自身所持的建构主义文艺学知识立场进行了确认，他写道：“我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性和地方性。”[6]所谓“文艺学知识的建构性”，即文艺学知识的生产是有条件的，文艺学所生产的知识并非绝对的真理。任何知识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知识生产主体在某一场域中生产出来的，它的生产与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有关，因此，任何生产出来的知识都是可以反思的。应该说，陶东风的这种建构主义文论知识观是一以贯之的。

建构主义的文艺学知识立场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本质主义往往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认知这个世界，并且坚定地认为，人们可以找到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与社会条件无关，它是永恒的、实体的存在。这种本质主义主导的文学理论，“总是把文学视作一种具有‘普遍规律’‘固定本质’的实体，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并相信只要掌握了正确、科学的方法，就可以把握这种‘普遍规律’‘固有本质’，从而生产出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在它看来，似乎文学是已经定型且不存在内部差异、矛盾与裂隙的实体，从中可以概括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7]。不可否认，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体中持这种文学理论知识立场者并不鲜见。一直到今天，认为文学理论乃研究文学特性和普遍规律的看法似乎都占据着主流地位。其隐含的无意识是，文学理论乃发现知识的学科。当然，问题恐怕还不在于文学理论是否发现知识，而在于是否承认其所发现的这种知识是绝对的，不可置疑的。如果承认，那么这种文学理论知识观无疑是本质主义的，并因此区别于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知识立场与本质主义知识立场之差异就在于知识生产主体如何看待针对知识本身所进行的知识学反思问题。对此，陶东风说得非常简洁：“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用来区别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建构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可以而且欢迎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反思的，而本质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不能而且拒绝进行社会学反思的。”[8]

那么，对文学理论进行社会学反思如何可能呢？我们不妨看看陶东风是如何借助布迪厄理论来进行的。其一，在陶东风看来，持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的知识生产主体要具有自我反思的精神。他要意识到自我反思的必要性。因为知识生产主体的生产行为始终是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活动或认知活动”[9]，知识生产主体在从事文艺学知识生产时不可能脱离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不可能离开知识生产场域。因此，自觉而有效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必定要求其生产主体不但要知道自己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而且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产这样的知识，是哪些因素在制约着自己的知识生产。[10]其二，要具体分析知识生产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文艺学知识生产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及其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着他们的文艺观点、文艺立场、文艺趣味等。换言之，文艺学知识生产主体持怎样的立场、观点、趣味并不是天生的、本质化的，而是其位置特征的体现。以文艺学场域为例，有些人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生产格局，有些人则倾向于颠覆这个系统和格局，有些人则既有维护又有颠覆，这实际上就是场域中占位不同之具体反映。[11]

如果说2001年陶东风写作《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是在场域中“争胜”的话，那么2007年的这一次反思则是持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的陶东风，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体所做的更为残酷、彻底的反思。[12]换言之，他在告诉人们，他从2001年开始较为集中地反思大学文艺学学科[13]，而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体的他究竟持怎样的文学观念、文学立场等，从某种意义上讲，都与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有关，并非偶然的，也不是天然的，毋宁说是有可理解的社会原因的。这一点陶东风自己是承认的。因此，多年前，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中所出现的以童庆炳和陶东风为代表的两方在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上的争论，我们就可以使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自然而然地进行分析了。

学界已有李春青先生“践行”在前，他写道：“如果按照布迪厄给出的研究视角来看，对于这些后起之秀来说，如何摆脱压制，获得言说的权威地位，乃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何来颠覆师辈已有的权威地位而取而代之呢？他们选择了另起炉灶的办法：操传统话语是你占优势，操新话语则我占优势。于是花样翻新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圈内政治’的重要策略。如果能够在这个场域中推广一种全新的话语系统，则其推广者就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权威发言人的地位。对于师辈，他们作为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礼敬有加的，而且从心底里还往往有一种孺慕之情——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老师的辛勤劳动与殷切希望。但是对于师辈们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以及权威发言人的地位，他们都深不以为然，因此主张用文化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或者宣布‘文学理论死了’，文学理论的边界应该扩大等观点，无不蕴含着颠覆师辈之权威地位的‘狼子野心’，观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14]

李春青的分析应该说是非常精彩的，也非常容易被人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理解场域理论，只是回到常识来看，则恐怕会产生误解。例如，当事人会很气愤，甚至还会对李春青的分析感到不可理喻：我们怎么可以将如此严肃的学术之争化约为**裸的“争权夺利”呢？对此，李春青怕被误解而补充道：“然而如果抛开了情感因素和狭隘的道德观念，则这正是人类文化演进之常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15]对于人情世故而言，这一补充说明是有必要的。但如果从学术论，我们更应该理解李春青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布迪厄的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陶东风和童庆炳关于文艺学的论争具有社会性、客观性，同时也是真诚的。在学术史角度，我们会发现使用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进行反思是有必要的，因为反思可以让知识生产主体意识到其处身性条件，同时可以营造唯真理是求的氛围，对于学科自主性建设不无价值，甚至还可以应对学科危机，指明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回到现实，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那样，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却很少被纳入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场域中去反思，同时，“深植于学科知识建构过程的学者们的‘集体无意识’特征、习性生成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刻的昭示。至于由学科符号生产专家们组成的‘圈子’的权力运作轨迹和游戏规则等，更成为知识场域中的行动者们习以为常、心照不宣或讳莫如深的现象”[16]。为此，陶东风对文艺学知识场域的反思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而李春青就此的评论也非常有价值。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陶东风的反思是自觉的，他严格承认也遵循了反思社会学的规则。他并没有碍于师生情面，有意把争论解释得冠冕堂皇，毫无斗争的痕迹。同时，他不是为了某一目的而故意反思争论，因此，他的反思及其引发的争论是彻底的，其建构论文学理论知识观是真诚的。[17]我们甚至会有意思地发现一个看似循环的问题：陶东风是因为反思而持建构主义的立场，还是因为持建构主义的立场才反思？事实上，在陶东风这里，这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只是在落实他所认同的“建构主义视野的知识是可以而且欢迎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反思的”[18]。换言之，建构即反思，反思即建构，二者合为一体，使得他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更加自觉。甚至于，因为这种彻底的反思，陶东风塑造了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独特理解。如果要命名的话，那不妨称之为建构主义文学理论，或曰反思性文学理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