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陶东风、南帆与王一川等人的教材文论反思，也有学者提出异议[25]，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具体的教材展开的讨论。这里仅考察支宇与陶东风之间的相关争鸣。另一方面，是针对反本质主义知识型的教材所做的整体质疑。这里则以朱国华的讨论为考察中心。

支宇首先肯定了陶东风的文论教材反思工作，认为陶东风的教材文学理论乃“新锐的文艺学话语”，并且认为其反思是有启示意义的。在他看来，反思工作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知识生产的‘本质主义’神话”[26]。陶东风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主流文论教材所操持的两套主导话语，即阶级工具论话语、审美自主论进行了有效的质疑，从此以后人们恐怕再也不会想当然地将任何一套文论话语不加反思地视为真理了，这极大地解放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力，使文艺学获得了活力和创造力。

支宇接着指出陶东风的教材文学理论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陶东风的教材文学理论是反本质主义的，以此反思故有文学理论固然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反思存在诸多局限。支宇认为其局限至少有三。

第一，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支宇认为，由于彻底否定本质，因此陶东风不可能建构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在支宇看来，这其实是“虚无的文艺学、瘫痪的文艺学”[27]。

第二，没有找到“根本问题”。支宇认为，文艺理论教材和知识生产所存在的危机和根本问题，并不是本质主义所致，而是当前的知识生产机制导致当代文艺理论教材和知识生产只能如此这般地存在。他分析道：“20世纪中国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一直是意识形态进行权力争夺的重要领域，而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断论色彩，它以‘真理’权威自居，不断命令文艺按它所谓的‘真理’眼界来看待现实、反映现实乃至生产现实。这样，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元叙事’。它排斥异己，独断专行，任何知识生产都只能遵循它的话语逻辑和理论立场，它也只有它自己才是判断‘是与非’、‘真与假’的唯一标准。”因此，文艺学注定只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中的理论衍生物”[28]。

第三，生产的知识“碎片化”“肥胖化”和“空洞化”。在反本质主义的理念指导下，采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文艺学知识必然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整体的，因此是碎片化的。由于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将古今中外所有有关文学的“知识”都纳入进来并做具体论述，因此难免会出现“肥胖”。由于主要是对既定的文艺学知识展开反思，所以必定“陷入一种只思考过去而背离现在的高蹈状况和空洞状态”[29]。

针对支宇的批评，陶东风予以了回应。

首先，关于“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在陶东风看来，这一指责是不成立的。陶东风认为自己的文论知识观虽然是反本质主义的，但并不是非本质主义的，准确地说，它是建构主义的。“建构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但却不是反本质的主义，不认为关于本质的言说是不可能的。建构主义自己就是一种言说本质的方式，也就是反对通过本质主义的方式言说本质。它认为一切这类的本质言说都只是众声喧哗的‘意见’而不是定于一尊的‘真理’。建构主义并不认为本质言说是不可能的，而是认为，那些声称自己是唯一正确、合法的本质言说是不合法的。”[30]事实也是如此，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对文学理论史上各种文学知识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言说，其实就是承认了各种文学“本质”，只不过，他拒绝把任何一种本质视为绝对真理。

支宇在评论陶东风的观点时说：“我们能不能将‘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文艺学思想语境，在没有独断‘本质’和永恒‘真理’的专制与暴政之下创造出各式各样暂时的、具体的、谦和的文学‘本质’和‘真理’？看来，‘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所导致的‘理论瘫痪症’可能还得通过每个理论家独特的‘本质化’才能真正解决。”[31]持建构主义观点的陶东风恰恰不否认“暂时的、具体的、谦和的文学‘本质’和‘真理’”，他只是要求这种文学本质、真理可以讨论，可以反思，而对“独断‘本质’和永恒‘真理’的专制与暴政”保持高度警惕。

这样说来，在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问题上，陶东风与支宇恐怕并没有根本差异。支宇似乎在以本质主义的文论观念讨论他所认为的“反本质主义”者——陶东风——的文论观念。支宇承认本质的存在，并着意寻找非威权主义的“本质”，但他毕竟不是绝对的本质主义者，他也具有一定的反本质主义倾向。陶东风虽然是反本质主义者，但他并非彻底地否定本质的存在，只是认为任何本质都是建构的，都是可以反思的。如果支宇区别了建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并且不将陶东风视为“无本质主义”者，那么他对陶东风的批评会更中肯一些，同时，也不会出现如陶东风所指出的“自相矛盾”，即支宇认为陶东风所反对的，事实上却是陶东风所认同的。陶东风的确不反对建构本质，他和支宇一样，都赞同在“没有独断‘本质’和永恒‘真理’的专制与暴政之下创造出各式各样暂时的、具体的、谦和的文学‘本质’和‘真理’”。

不妨说，陶东风与支宇都反对绝对的本质主义，但陶东风不试图寻找本质，而试图研究本质，主张对一切与本质有关的文学言说展开反思性研究；支宇却试图在反对绝对本质主义的自觉意识支配下寻找某一“本质”。

其次，关于没有找到“根本问题”。陶东风是从知识论的角度（知识生产的思维方式）出发，支宇则是从社会条件的角度出发，或者说相对而言，支宇是从“外部”找原因，陶东风是从“内部”展开反思。在这一点上，支宇显得更切合社会语境，更有本土的生存感，但双方依然没有根本冲突。[32]

陶东风的教材文论在反思文学知识的时候，会语境化地进行分析。陶东风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中谈及文学自主性问题时就指出，自主性是有社会条件的。例如，“**”时期文艺活动之所以“不自主”，就是因为这时期的文艺活动“寄生于计划经济体制（包括文艺的计划体制）、一元化的僵化的政党意识形态之中”；而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活动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自主性观念深入人心，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意识形态的变化有紧密关联。[33]陶东风甚至下结论说：“真正致力于中国文艺自主性的学者，应该认真分析的恰恰是中国文艺自主性所需要的制度性背景，并致力于文艺场域在制度的保证下真正摆脱政治与经济的干涉。”[34]可见，陶东风的文艺学学科反思也是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能够结合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就此而言，陶东风的反思工作看似是从“内部”展开反思，但其实并没有脱离“外部”。支宇所谓的“威权主义”意识形态说，并没有超出陶东风的视野。甚至我们可以说，陶东风是在爆破并自觉地抵制“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从其关于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历史化与地方化，并且主张文艺学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程序正义中可以看出。事实上，这正是建构主义题中应有之义。[35]或也因此，朱国华不无道理地指出：“专制主义往往借助于本质主义的元叙事来宣布真理，不仅垄断了对于事物的合法定义，而且，还通过对这一真理的再生产和再确认，将自己的支配地位不断地自然化、常识化、正当化和永久化。因此，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对文学理论教材的本质主义思想倾向的攻击，就具有了强烈的文化政治的含义。”[36]

最后，关于生产知识的“碎片化”“肥胖化”和“空洞化”。之所以对这一问题产生分歧，主要是由于陶东风和支宇对文学理论的理解不同。在陶东风看来，“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话语活动的自觉反思。如果说它和一般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是它具有更高程度的自觉性，是元理论层面的话语活动。任何学科都有元理论，元理论就是理论的理论，是对理论话语的建构性本质的揭示。文学理论就是文学学科的元理论”[37]。依陶东风之意，文学理论尤其是教材文学理论，不是要主动建构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而是要反思所有有关文学本质的“知识”。反思既有的各种文学理论，其目的是力求找到文学观念的生产机制，既而使人们自觉、理性地认识到其所持有的文学观念并非没有条件，同时让人们借此理性而自觉地选择某种自我认同的文学观念。基于这种文学理论观，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碎片化”“肥胖化”“空洞化”的特点，只是这几个语词已然不是贬义了。

当然，如果支宇依旧认为文学理论就是要讲述确定的文学知识，分享自认为是整体的、稳定的有关文学的“本质”，那么他与陶东风的分歧当是不可化解的。倘若果真如此，支宇也就无须再行攻讦了，因为退一步说，文学理论可以是理论体系型、流派呈现型[38]，或也可以是问题反思型的。问题反思型文学理论具有流派呈现型文学理论之优势。它以基本问题为中心，将文学理论历史上各个流派的相关理解呈现出来。这正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张法先生所意识到的问题：“西方的流派理论在中国不被看成流派理论，而被看成流派史，从而很少体会到流派理论中包含的‘理论实质’。”[39]

以上是学界针对个人所做的反思，我们仅选择了其中一个典型予以呈现。这类反思往往是出于对反本质主义的不认同。尚有一类反思，则是出于对反本质主义的认同，即针对此一知识型的教材所做的整体反思，数量也相当可观。这里则以朱国华的讨论为例予以说明。

朱国华主要对反本质主义教材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了一番目前或许最彻底的考量。[40]朱国华首先对反本质主义的教材进行了肯定。其一，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教材对既定的教材进行反思，并未悖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从“教科书”形态到“教材”形态转变的趋势，也就是越来越重视文学理论的学科意识和知识属性，淡化其政策宣传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其二，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教材在标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走向开放、多元和民主的同时，无疑具有“政治正确的意味”，为此之故，可以认为“置身于全球性民主化浪潮的今天，规划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教材的建设，不仅仅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41]。

基于观念的认同，朱国华对反本质主义教材的反思并不是要否定它，当然也不是要为当前几种相关教材实践进行辩护，而是要通过反思发现其局限性，进而使反本质主义教材的编写更为自觉，更为彻底。在朱国华看来，南帆、王一川、陶东风所共享的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教材虽然自觉，但做得并不彻底，尚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如何找到绝对的主体来承担反本质主义教材的书写。反本质主义教材之所以会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哪一种文学理论教材是由绝对的主体所书写的，因此很难写出“绝对真理”式的教材。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书写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教材。但问题是，与不能找到绝对主体书写本质主义的教材一样，我们也找不到书写“反本质主义”教材的绝对主体。因此，声称反本质主义教材的书写者无一例外不沾染本质，这一定意义就表明了不存在彻底的反本质主义。比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教材依然保有全知全能色彩的叙事风格：“这实际上是把教材写作者的个人观点偷换为普遍性的观点，将个别主体悄悄置换为普遍主体，无法确认这是否是编写者的本意，但这确实容易给我们造成绝对真理的幻觉。”[42]陶东风书写教材的时候放弃书写者的差异而追求统一的编写体例，无疑有对普遍主体不自觉的诉求，这就表明了其依然存在本质主义的嫌疑。王一川的教材因为是个人所著，也就没有明显的以普遍主体压抑差异化的主体这一问题，但其教材存在独白的封闭结构问题，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本质主义的惯性力量在他教材中的顽强存在”[43]。

第二，如何做到历史化。历史化无疑是破解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但问题是，它还牵涉到一个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无疑不能认同线性历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主导下的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会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朱国华认为，南帆虽然重视历史化，并且将它转换成关系主义，但最终还是“透过社会历史语境诸重关系来发掘文学理论诸概念的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太大变化”[44]。陶东风主张用事件化方法来处理文学理论的知识，这是值得肯定的后现代做法。但问题是，我们往往还是用“风化的”历史来理解文学理论，以至于即使把文学理论写成文学理论史，但“作为文学理论史而言，它与别的中西方文艺理论史在方法论上并无突破”[45]。

鉴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朱国华下结论说，这三种新世纪教材与传统的教材相比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进步”只是程度上的。

我们认为，朱国华的反思非常有意思。就反本质主义的主体和书写而言，他的确思考得非常彻底。如何找到反本质主义的主体，并且采取怎样的言说方式来言说文学理论才能实现反本质主义所期待的文学理论教材，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反本质主义如果彻底化，恐怕就会演变成“反本质主义”其本身就是“本质主义”。据此而言，反本质主义不能完全彻底化，我们的确找不到反本质主义的绝对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自觉地”谈论本质，也不意味着反本质主义完全不能言说而只能保持沉默。只是我们的确要进入反本质主义的极致境界，尽量去压缩本质主义的空间。上述三本反本质主义的教材应该说是有这种自觉的，这是值得肯定的。朱国华的反思当然不无道理，因为无论怎样自觉地反本质主义，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上述三本文学理论教材的不彻底性的确是存在的。

至于历史化方面，朱国华的提醒是非常中肯的。在他看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写没有实践后现代历史观，在解释具体的文学理论知识时，没有对知识做具体的事件化反思。在梳理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时，它们甚至把非同一历史语境的知识硬性地拉扯在一起予以叙述，似乎如此方显得有历史统一性，而这恰恰就是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应该反对的。对此，余虹也曾指出，文学理论是有生死性的。这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段中的文学理论之间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而是有差异性和封闭性的。为此，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就不能依据“‘影响’和‘自然时间的延续’来确立它与别的系统之间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而是要确定与它相对的系统封闭性和与别的系统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由此标画它生与死的历史性时间，并在这一时间中来看它的王国”[46]。应该说，在文学理论教材书写过程中将文学理论历史化，并去除那种线性的“大历史观”是可以努力做到的。这就要求我们把在不同语境下出现的文学理论知识区分开来，对其进行事件化的处理，分析其具体的历史语境、问题意识、学理等。

非常可贵的是，朱国华在反思后现代文学理论教材的问题之后，还为如何尽量以反本质主义的方式表征文学理论教材这一问题做了建设性思考。依其之见，文学理论教材要持建构性的反本质主义观念，落实到实践，大致有两种可能的做法。其一，流派史的写法。一一展示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允许各抒己见，但要对其进行评论，甚至得出结论。这种方式还是有局限性的，如化约理论，不能事件化的叙事策略。其二，经典文论选读，即邀请专家撰写专题论文。但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本科生很难读懂国外的相关论文，如何取舍文本也是个难题。

朱国华认为还要考虑教材的具体实施条件。他指出，反本质主义教材要想付诸实践，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他考虑了教师、学生乃至整个教学活动的社会机制，写道：“如何使得文学理论课的教师能够理解并掌握反本质主义的意义、方法、思路，并在教学活动中加以具体运用，如何使得刚刚告别高中应试教育的大学生适应这样具有较大学习跨度的文本阅读，如何使得今天的教育体制逐渐接受新型的教材，并据此修改传统的教学检查和考试方式——闭卷考试必然与本质主义的逻辑相一致，等等，这些相互联系缠绕的问题，决定着任何反本质主义教材的实际价值。事实上，如果确保反本质主义的教材得以健康存活，那差不多意味着作为它的条件的上述诸多因素的结构性全面转型。只是改变教材，而不改变体制的运作方式，不改变这个支配着教材的生产和接受的系统，那么，教材的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沦为一纸空文。”[47]我们认为，朱国华对反本质主义这种带有挑战现行教材形态及教育教学社会条件的新事物所做的“知识制度”的反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们至少应该在现有的空间下，努力推动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教材的实施，因为“它必将是未来的大趋势”[48]。为此，我们有必要围绕此一问题再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