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理论学科的角度对文化研究进行反思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文学理论的语境下对文化研究进行再反思。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另一种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且理由有二。其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关联密切，如果意识到文学已经转向文化了，那么文化研究或文化理论甚至可以被视为我们今日的文学理论。因此，对文化研究的反思，其实也是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其二，即使认为文化研究的归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的归文学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反思也不可说与文学理论无关，因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乃至合法化论证与文学理论关联特别密切。一如上述所言，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实乃文化研究合法化论证的一重要方式。

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文化研究合法化论证，如果被视为一场“战争”的话，应该说，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并非有了结果，恐怕最终也难分胜负。如果这种判断合乎实情的话，那么文化研究是否还要为承认而战？文化研究这种号称“反学科”的“流动型”知识还有必要将自身塑造为一种反思文学理论合法性和建构自身合法性的知识形态吗？文化研究又该往何处去？对此，我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合法性工作当然要继续进行，它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依然要主动争取，但是这些工作要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和难题来展开。

对于当今文化研究的问题和难题，我们不妨先列举一二。其一，文化研究的发生最早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其合法性论证工作也主要实施在文学研究领域，这就限制了文化研究自身的发展，框定了视野与格局，背离了其自称的后学科/反学科特性。其二，文化研究自发生以来就一直在争取承认，其合法性论证工作恐有过度之嫌，而且其论证方式也主要是“说”，具体的“做”则明显不足，这就使得文化研究的知识特性（如实践性）很难发挥出来。其三，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虽然后来也辐射到了其他学科，但它与公共领域及社会生活世界的关联不很紧密，更遑论批判性地介入社会乃至改造社会了。

文化研究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们也不是因此要否认此前的一些工作。毋宁说，反思的目的是推动文学理论学科反思视野下的文化研究更好地发展。因此，我们提出有关文化研究未来发展的几点意见。

首先，让“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化”。

如今，文化研究已有自己适度的生存空间。我们因此不妨在当前所达到的阶段性合法化基础上，暂缓那种借反思文学理论局限和言说文化研究优点来获取自身合法性的做法，而是有意识地让“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化”。也就是在我们对文化研究已然有了一定的理解之时，告别“说”文化研究，而重视“做”文化研究。恐怕也只有如此，方可保持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开放性特点”[52]。换言之，文化研究合法性的建构，如今要通过行动的方式来实现了。我们再也不能将文化研究的工作进程停留在发生时期的知识介绍和理论言说上，相反地，我们要语境化地理解文化研究，落实好文化研究的理念、方法，“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53]。比如，采取民族志的方法展开切实的文化研究。又如，借文化研究的个案实践方式参与公共领域的建构。[54]

其实，文化研究按其特性来说，本就是偏于行动的实践性知识，因此，我们引进文化研究不是为了获得并炫耀一种新的理论知识，恰恰相反，应该是为了改变将知识过度学科化、书斋化、学术化的状况。这一点，多年前就有学人意识到了：“文化研究属于一种实践性甚强的学科，这决定了它的意义生产对其实践性模式的依赖，这也是它与过去引进的许多西学理论有所不同的地方。”[55]虽然我们不否认“说”的文化研究，也不是拒绝对文化研究做理论探讨，但是仅仅“说”文化研究，特别是“说”那种不是原发于我们的文化研究，将使得我们永远产生不了自己的文化研究。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不是在从事科学研究，而只是在技术性地使用别人的研究，最终只能落得文化研究在中国，而不会有中国文化研究。这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祟，而的确是因为“做”文化研究才符合文化研究的初衷，而在“做”文化研究的时候，才有可能生产出新颖而有效的文化研究理论。否则，就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在推介上显得十分热烈，但还只是一种停留在话题演绎层次上的习惯性兴奋，进入不了基本的研究程序。”[56]

非常可喜的是，目前学界已然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些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杨玲的《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57]、徐艳蕊的《媒介与性别：女性魅力、男子气概及媒介性别表达》[58]等著述就采取了一定的民族志（ethnography）、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等文化研究的方法[59]，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她们是在“做”文化研究。其实，现如今“说”文化研究已经很难了，它既很难得到学界的认同，也很难“说”得有新意。在这一境况下，很多学者都纷纷去“做”文化研究。对此，陶东风肯定道：“目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仍然还在做一些基础理论工作，介绍、翻译西方文化理论，但是这个工作现在看来，相对来说不那么热了，现在更多地转向对中国当下的一些文化现象、文化个案的研究。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健康的变化，因为我们要做文化研究，根本目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引进、介绍理论知识只是前期的准备工作。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做个案，做经验研究，这点我觉得很好。”[60]

总之，我们的确要避免这样一个误区：“硬是把一个原本是实践问题的文化研究，当成了理论问题没完没了地加以讨论，而把必须做的正经事却撂在了一边。”[61]只要不完全否认文化研究有一定的理论言说必要性，这样的提醒还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并有必要在实践中落实好文化研究的“文化研究化”。应当说，这是任重道远的。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学者的生存处境等具体原因，我们在落实文化研究的共识性愿景，即“批判性的政治介入”，以改造“社会的宰制结构”[62]方面还做得非常不够，甚至力不从心。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化”有可能使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的关联度渐趋变小，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提倡的。我们不能因为文化研究的合法化是通过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就将文化研究一直狭义地理解为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在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政策，在金融经济转向文化经济，在国家层面已然提倡不同学科“协同创新”的语境下，我们应该释放文化研究，让它成其自身，或升华为文化理论。

其次，让文化研究介入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探讨。

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发生，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对文学理论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不否认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的适时而变，不否认文化研究对缓解文学理论与现实社会生活的隔膜，也不否认文化研究对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等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63]鉴于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接纳文化研究，借此推进对诸如文学本质问题的理解。这对于文学、文化与文论的发展建设当是至关重要的。

譬如，陶东风倡导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乃受惠于文化研究[64]，可视其为文化研究介入文学基本问题的成果。它无疑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文学、文化与文论观念，推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建构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文学乃特定语境下人出于特定目的进行的一种建构，由此主张自觉反思，因为“如果没有反思性，文学研究就是不自觉的：它在不断地从事建构活动，却不知道自己如何在建构，哪些因素在制约和牵制自己的理论建构行为，它不知道作为话语建构的文学活动的机制是什么，其限度和可能性是什么，它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受制约的超越主体，因此也就不可能最终把这种制约缩减到最低程度”[65]。这样自觉的文学理论观念改变了我们原来那种对象性的“知识发现”的文论观，即认为文学理论乃寻找文学特性和普遍规律的学科。这是值得肯定的。这种建构论的文学理论无疑是当今开放、对话、民主、自由时代的知识话语，这种话语表征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对这样的时代精神有很好的把握。因此，我们认为文化研究介入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解是有必要的。它虽然看似在“说”，但其实毫不逊色于“做”的文化研究。因为通过这种文化研究式的“说”，它一样能够开启民智，改变实践主体对文学/文论及社会的理解。假以时日，文学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态应当也会逐渐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担心文学理论会因为受文化研究的影响而失去自主性。对于这个问题，李春青写道：“我们主张文学理论要借鉴当代文化研究的成果，使自己成为一种‘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取消文学理论的独特性。”[66]其实，文学理论并不会被文化研究完全替代，因为“对传统经典文本与经典文论观念的关注永远是文学理论的题中之意”[67]，因此，我们认为文化研究只会把文学理论带入新境。所谓“带入新境”，其意主要是说文学理论从此在研究文学时有了新思维、新方法和新旨趣，能说出关于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知识，以至于建构起新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

最后，继续进行“说”的文化研究。

虽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文化研究，但对其理论话语与学理逻辑的掌握并非已经彻底完成了。我们依然有必要继续探究文化研究的“知识”。同时，由于文化研究乃移植的学问，因此也有必要在理论上言说文化研究。比如，在中国实践文化研究如何可能这一偏实践的问题，同时也必定是一个先要在理论上搞清楚的理论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是在从事具体的个案式文化研究工作，我们也不可能不进行必要的理论言说，因为理论上的探讨并非无济于实践研究，相反它可能会让实践研究展开得更为自觉有效。例如，有学人从理论上比较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异质性，指出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而90年代的大众文化，其公共意义与政治批判力度已经变得十分可疑。[68]诸如此类的理论话语对于我们的实际个案研究难道没有积极意义？[69]为此之故，我们还是赞同某些学人所言：“就算文化研究的核心是实用性，它拿什么来进行实践分析？如果离不了理论这个前提的话，有一部分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感兴趣就顺理成章。不妨说，文化研究有两大部分：理论的与实践的，或者理论资源与实例分析。”[70]

此外，当文化研究实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地会出现一些反思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这时候，“说”文化研究就非常具有学术性了。一定意义上，它其实就是在从事有价值的理论话语生产，借此或将形塑“中国文化研究学派”。退一步说，言说文化研究虽然看似是一种远离实践的理论活动，但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它既具有物质性，也能起到实际的作用，甚至有助于心性建构与社会改造。这也是文化研究与语言学转向会不谋而合，文化研究要重建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因。

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不应该完全否定、抛弃“说”的文化研究。即使是非常反对将文化研究理论化的盛宁，他在《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中也“说”了怎样提一些真实的文化研究问题，并以不要把“文化问题政治化”这一问题为例展开言说。盛宁的“说”难道不是很有价值吗？且不说其《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这一文本自身就是在进行有价值的理论言说了。

总之，作为对文学理论冲击最为剧烈的一种智识形态，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估恐怕都不为过，但这同时也隶属于文化研究自身合法化的过程，引发了文化研究在中国发展如何可能等问题。虽然我们为此发表了一些看法，但无疑还需要学界积极回应并继续探究，而后才可能使问题获得最终的解决。

[1] 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大致包括以下诸种。童庆炳：《论文艺学研究的客体、视角、学术空间》，载《学术月刊》，1991（9）；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一）——理论体系的危机》，载《柳州师专学报》，1993（3）；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二）——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1）；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三）——本体论走向虚幻》，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2）；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四）——“当代形态”建构中的问题》，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3）；蒋济永：《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之五）——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结》，载《柳州师专学报》，1994（4）；蒋济永：《补牢：对“当代文艺理论危机”的再叙述——答亡羊先生》，载《柳州师专学报》，1995（3）；余虹：《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叙述的反思》，载《文艺研究》，1996（5）；郑元者：《走向元文艺学——评〈文艺学方法论纲〉》，载《文学评论》，1996（4）；张荣翼：《文艺理论阿基米德点的寻求》，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与危机（上）》，载《文艺评论》，1997（5）；郭淑梅、孙津：《世纪末断想——文艺理论的动**与危机（下）》，载《文艺评论》，1997（6）；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载《学习与探索》，1999（2）；杜卫：《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判性解读》，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许明：《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文学研究的个人经验》，载《文学前沿》，1999（1）；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2] 杜卫：《评新时期文学理论中的“审美论”倾向》，载《学术月刊》，1996（9）。

[3] 杜卫：《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

[4] 杜卫：《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

[5] 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载《学习与探索》，1999（2）。

[6] 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载《学习与探索》，1999（2）。

[7]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载《文学评论》，2001（6）。

[8] 童庆炳、马新国：《文化诗学刍议》，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9]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载《文学评论》，2001（6）。

[10] 参见张法：《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争——对2004年一种学术现象的中国症候学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3）。

[11] 需要说明的是，尚有诸多文献对文化研究的合法化有重要效用，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比如，李春青的《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设》（《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等文也能起到为文化研究进行合法化论证的作用。李西建的《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一文对于文化研究之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积极意义进行了挖掘。这里主要选取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的相关文献。

[12]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13]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

[14] 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载《文艺争鸣》，2003（6）。

[15] 参见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6）。

[16] 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载《文艺研究》，2000（3）。

[17] 陈雪虎：《走向文化诗学的文学理论——“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载《文学评论》，2000（4）。

[18] 比如，每次举办会议之后，就会有专题讨论文章。或者可以说，会议会促使学人写相关文章，引领学术走向。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19] 值得一提的是，米勒的文学“终结说”，如果不是因为2000年的会议，恐怕其影响不会那么大。因为之前米勒就在中国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可反响较小。

[20] 比如，2001年4月，在扬州大学举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讨论会上，学者也就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参见佴荣本、陈学广：《开创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新格局——“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1（5）。

[21] 1999年，新创刊的《文学前沿》刊发了不少文化研究文章，主要包括徐贲《90年代中国文化争论和国族认同问题》、邵建《自我的扩张：90年代文化批评的一种症候》、吴炫《文化批评：走向“本体性否定”》、解玺璋《文化批评的文化偏见》、葛红兵《走向更高的综合——也谈“文化批评向何处去？”》、赵宪章《文化学的疆界与文化批评的方法》、程光炜《文学理想的陷阱——对90年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点思考》、王宁《面对全球化：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批评》、黄卓越《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陶东风《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王逢振《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金元浦《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李耿晖《对文艺学科的关怀与反思》、罗筠筠《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与文学》等文。虽然那时学者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存在偏差，但更可以看出言说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学术时尚。

[22] 2004年第6期《求是学刊》，发表了一组名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的笔谈，包括李春青《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设》、黄卓越《从文化研究到文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再澄清》、张振云《谈谈文化研究的适用性问题》、王志耕《文化研究视域中的比较文学》等文。

[23] 2002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一组题为“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模式”的笔谈，包括王宁《全球化时代文化批评的新方向》、陶东风《跨学科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挑战》、张荣翼《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方汉文《文学逾越与文化形态模式》。

[24] 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25] 对于文化研究合法化过程中与体制的关系问题，我们非常认同陶东风的观点：“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并非必然是文化研究的末日！简单地把文化研究与体制对立起来，过度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完全脱离体制，在目前情况下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甚至只能使它陷入穷途末路（光一个经费问题就几乎难以解决）。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文化研究学者们对学术的执着信念，以及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当下的大学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政府和大学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在倡导跨学科研究，鼓励成立相对独立于学科樊篱的、问题导向的、着眼于公共参与的研究机构！因此，文化研究者经过努力可以利用体制让渡出的空间、体制内的资源开展研究，这当然需要研究者的智慧和策略。有些论者往往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文化研究的‘纯洁性’，或者把批判性、独立性与彻底脱离体制等同起来，另一方面也过分夸大体制的封闭性和僵化程度，进而把两者彻底对立起来。”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体制与学科之间游走》，载《当代文坛》，2015（2）。

[26] 黄卓越：《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见张晶、杜寒风：《文艺学的走向与阐释》，68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7] 旷新年：《无居随笔》，13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8] 杜书瀛：《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载《文学评论》，1999（1）。

[29] 杜书瀛：《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载《文学评论》，1999（1）。

[30] 鲁枢元1986年10月18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恐怕也影响了我们的内外之分。

[31] 童庆炳也曾在1999年会议上发言称，文学理论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并无高下贵贱之别。这是非常中肯的。参见郦因素：《文学理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1999世纪之交：文论、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1999（4）。此外，童庆炳在回答《当代文坛》提问时也说：“文化批评从‘新批评’派的观点看来，就是‘外部研究’。其实，从世界文学批评史看，文学批评总是在‘内部’和‘外部’之间游动，它们各有各的功能，无‘高低贵贱’之分。”参见吴义勤、童庆炳等：《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载《南方文坛》，1999（4）。

[32] 阎晶明：《批评：在文学与文化之间》，载《太原日报》，1999-09-06。

[33] 阎晶明：《批评：在文学与文化之间》，载《太原日报》，1999-09-06。

[34] 吴义勤、童庆炳等：《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载《南方文坛》，1999（4）。

[35]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3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6] [英]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7]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3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8] 阎晶明：《批评的眼光、态度和风格》，载《文艺研究》，2005（9）。

[39] 在质疑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种与质疑文化研究为外部研究相似的说法，即文化研究不研究文学，不是文学理论。参见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其意思至少有两点。其一，文化研究不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是转向了大众文化研究，因此这样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不相干。对此，赵勇写道：“这样的担心与忧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其道理也只是建立在对文学理论本质主义的留恋之中。”参见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换言之，泛化之后的文学已然具有文化属性，在这种情境下，仍旧坚持故有的文学理论范式，恐怕并不能获得关于文学的有效阐释。其二，即使文化研究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它并非在研究文学，而主要是在谈论政治，这样的研究也不是文学理论。其实，这是另一类型的文学理论，除非文学理论只是形式分析。

[40] 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学理论在转入文化研究之时缺乏内部研究的训练，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重视。例如，易晓明写道：“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西方的理论研究的运行轨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螺旋式上升。它的物极必反，构成了充分的挖掘，充分的平衡，‘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全方位发展，最后达到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而通过中国理论界对国外研究理论的接受可以看出，中国的理论界是在赶潮，它是跳跃式的，缺乏螺旋式上升的必要环节。中国的理论界并未像西方那样做了几十年‘内部研究’的扎实工作，实际上是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野，迅速又跳入了外部‘文化研究’的视野，从‘外部研究’到‘外部研究’，缺乏对文学本身内部结构的深入探索与研究这一重要的环节。”参见易晓明：《从“外部研究”到“文化批评”——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思考》，载《文艺报》，2001-10-30。

[41] 参见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42] 很多学人担心文化研究会破坏文学、文化甚至社会的现代性，因而对文化研究保持警惕，甚至有学人用现代性来化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比如，赖大仁先生曾写道：“在学术主张上是提倡坚守文学研究的立场，还是倡导走向文化研究的立场，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中坚守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与实践精神。”参见赖大仁：《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近年来“文化研究转向”问题讨论述评》，载《江汉论坛》，2004（7）。

[43] 吴炫：《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载《山花》，2003（6）。

[44] 吴炫：《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载《山花》，2003（6）。

[45]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6]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7] 参见佴荣本、陈学广：《开创文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新格局——“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1（5）。

[48]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9]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0] [英]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和文化研究的起源》，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结合》，见[英]保罗·史密斯等：《文化研究精粹读本》，148～14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2] 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载《文艺研究》，1998（3）。

[53] 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载《文艺研究》，2011（7）。

[54] 文化研究发生以来，学界的确做出了一些实践形态的文化研究成果，对此王伟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与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学术界》2011年第10期）中进行了部分罗列。但不管王伟怎样罗列，如加上一些金元浦主编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相关“实践”文章，甚至穷尽这类文献，我们都不可否认，文化研究的实践形态的确不占主流，尤其在文艺学领域中表现明显。而且，它们大多还是在生搬硬套理论，甚至不是真正的“实践”文章，因为结论在未实践之前就已经有了，更遑论通过实践做出可比肩世界的中国文化研究了。就此而言，盛宁先生的文章说了真问题，不容忽视。

[55] 黄卓越：《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见张晶、杜寒风：《文艺学的走向与阐释》，79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56] 黄卓越：《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见张晶、杜寒风：《文艺学的走向与阐释》，79页，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57] 杨玲：《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58] 徐艳蕊：《媒介与性别：女性魅力、男子气概及媒介性别表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59] 参见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Thousand and 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00，pp.26-27.

[60] 陶东风、邹赞：《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本土实践——陶东风教授访谈》，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61] 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载《文艺研究》，2011（7）。

[62] 王晓明、朱善杰：《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10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63]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研究不仅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有积极意义，还对文学史研究有价值。例如，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类著述《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是洪治纲《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这一文学史著述的主要参考文献。

[64] 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载《文艺争鸣》，2009（7）。

[65] 陶东风：《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1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6]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7] 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8] 参见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载《中国文学研究》，2014（2）。

[69] 应该承认这种积极意义的存在，如陶东风这里的理论言说与其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的文化研究个案就互相发明。

[70] 王伟：《“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问题——与盛宁先生??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一文商榷》，载《学术界》，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