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文化研究逐渐合法化了。但是，在这一合法化的过程中，文化研究也遭遇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这恐怕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另一种方式。与文化研究反思文学理论不同，这种反思主要是从文学理论学科的角度反思文化研究，其旨归是指陈文化研究的局限。综观之，它大体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外部研究的问题。

在文化研究兴起之前，文学理论研究主要谈论文学的审美特征，讨论文学的语言、文体和叙事技巧、文本风格等，并以鉴别文学的等级为乐，这被视为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也契合了人们要避免意识形态干扰学术研究的正当诉求。因此，内部研究在学人心目中似乎天经地义，几近成为文学研究的正宗。对此，旷新年曾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予以了精彩的论述：“在80年代初，‘新批评’等西洋理论传销进来以后，文学经历了一个‘除魅’的过程。中国的文学批评于是有了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区别，‘内部研究’要比‘外部研究’来得高贵。文学要摆脱意识形态的附庸的地位，返回到所谓‘文学自身’。文学批评要抛弃陈旧过时了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转向形式的批评。80年代的批评家打着灯笼要去寻找‘文学性’。可是在90年代他们玩了一阵文学或文学性之后，才突然发现文学不见了。尤其是在跳了一阵后现代主义的**之后，文化批评取代了文学批评。”[27]对旷新年的这种描述，如果我们暂不论其意图，则可以看出他也是以内外之分来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而文化批评固然是外部批评。杜书瀛曾以旷新年的这一描述为例，来描述“新时期文论轨迹”的“内转外突”，并强调说：“文化批评显然是接近于‘外部研究’倾向的一种批评。”[28]不过，杜书瀛对于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持一种较为中和的判断：“我们的现代文艺学，既需要所谓‘内部研究’，也需要所谓‘外部研究’，更需要‘内’‘外’结合的研究。以‘外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内部研究’，以‘内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外部研究’，都是有害的、片面的。应该避免各种片面性。”[29]

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在中国恐怕是受了韦勒克等人《文学理论》的直接影响。[30]这种内外的划分只要不二元对立起来，以至于视内部研究或外部研究为低级研究，或不是文学研究，则也无妨。[31]但问题是，我们往往很难做到一视同仁，以至于当我们将文化研究视为外部研究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在对文化研究进行负面的判断。在文化研究合法化的过程中，有不少学人正是如此指责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例如，阎晶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就这样被文化批评取代，成为无足轻重的唠叨陪客，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阐释成为不入潮流和缺少思想锋芒的可怜行径”[32]。基于这种判断，他认为，文学批评应当回到“自身”，回到“文本阐释”，“这是文学批评不做文学附庸、不被文化湮灭的必经之路”[33]。吴义勤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一种外在研究，从批评思维上说，它与先前的社会学批评并无本质的差别，因此，它仍存在强加给文学太多的‘意义’‘象征’，从而使文学非文学化的危险。”[34]

其实，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划分，并没有纯粹的所谓外部研究、内部研究。外部研究中有内部研究，内部研究中有外部研究。即使研究所谓内部的文学审美，也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的映射诉求；文化研究诚然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但也不是不对文本展开细读，完全脱离文学直接言说政治的研究。对此，陶东风做了很深入的辨析。

其一，陶东风区分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为了不引起误解，他区分了广义的文化研究和狭义的文化研究，并把狭义的文化研究命名为文化批评。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因此，不应该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对。按照约定俗成的观点，文化批评应该与审美批评相对。人们认为文化批评是外部批评，乃是因为认定审美批评是内部批评，并且认为内部批评才是文学批评，而作为外部批评的文化批评并不是文学批评。陶东风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因为文学批评的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也无所谓高下。倒是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某种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会被建构为主流的文学批评才是值得研究的。

其二，就算文化批评是外部批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不需要也不会如内部批评一样细读文本，因为“文化批评虽然不是以揭示文本的‘文学性’为目的，但却不是脱离文本的‘离弦说像’”[35]。而且，文化批评无论在方法上还是观念上，其实都受到了内部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影响。就方法来看，诸如叙事结构分析、语言形式研究和文本细读是文化批评所重视的，也是文化研究所需要的，这一点早已被文化研究学者所承认：“主要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已经发展出了文化分析所不可或缺的形式描述手法。”[36]就观念来说，文化批评认同了语言学转向所表明的世界文本化、符号化，同时也接受了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念及文化建构主义观念，甚至以此为哲学基础，这都表明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并不轻视文本、符号。

其三，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或形式主义批评的差异在于目的和旨趣的不同。简言之，文化批评不把文本视为自主的客体，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性，而是“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37]。

应该说，陶东风的辨析有助于我们弄清楚文化批评，它至少告诉我们文化批评即使是外部批评，也不是不对文本进行分析，只是它分析的目的不同于审美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判定它与审美批评就是敌对的关系，更不能因此认为它不是一种文学批评。

其实，只要我们对文化批评有基本的了解，就不至于误解甚至不计较其所谓的外部研究了。这一点可以从阎晶明身上见出。在理解了文化批评之后，他甚至呼吁：“文学批评家应当具有文化批评的眼光。”“从文学出发，又超越文学，把文化、政治和社会现象视作一部文学作品来有细节地解读。在当下中国，这样的期盼非常迫切。”[38]阎晶明所言，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文化批评/研究终于被文学研究接纳了。[39]其之所以被接纳，恐怕在于文化批评的视野、方法对于有效理解文学不无助益。[40]

其次，是文学自主性的问题。

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反思是说，文化研究不坚守文学自主性，而是把文学及文学研究视为工具。这是违背当前我们追求现代性的大方向的。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一文即持此论。他认为，我们的文学理论要面向现代性，而文化研究以后现代性为主导，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是自主的文学理论，是把文学视为文学的理论。文学是有其独特性的，是艺术思维的产物，那些不能引起审美感受的文字是不会成为文学艺术的。但文化研究却看重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社会性、政治性，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诉求不符。[41]

钱中文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彰显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他之所以会反对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乃是源于他依然试图通过文学理论为文学立法，既而表达对现代化的认同。他不认同将文学理论定位于有效阐释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后现代做法，因为他很担心文化研究的后现代性会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现代化产生不良的干扰。[42]

吴炫在《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中也认为，文化研究会消解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在他看来，现代中国文学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追求文学自主性，虽然有亦步亦趋之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但总体而言是值得肯定的：“近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形态之积累的意义。”[43]然而，文化批评却中断了这一现代性追求的进程，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独立性问题了。

吴炫接着比较了中西文学现代性的差异，他很敏锐地发现中国文学独立性的缺失与“没有根本改变被意识形态制约的格局”，“没有改变文学对商业利益、生存快乐时尚的依附”有关。基于此，吴炫认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和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西方式的‘对抗’和‘超越’于现实的，而很可能是‘亲和’现实又能‘穿越’现实的；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游离于现实政治的另一种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对抗’阶层，而是一种在现实政治中以自己的创造性穿越现实束缚的力量。”[44]应该说，吴炫的看法很切合本土语境。简而言之，他要表达的恐怕是，在现代性分化并不能保证文学完全独立生存的条件下，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不应是远离现实，而应是超越/穿越现实。如果我们对吴炫的意思理解得不错，那么他担心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会消解文学现代性这一点无疑是多虑的。文化批评正是强调文学/文化的独立价值，并且试图通过文学/文化批评的方式来参与公共领域，既而实现文化理想。它正好反对那种因文学要保持自主性就非要远离社会生活的主张。但文化批评在声称介入社会现实，关注生活实践之时，并不是要将文学/文化以及文化批评自身工具化，否则它便不会坚持边缘化立场了。

对于吴炫等先生质疑和担心文化研究消解文学自主性、反现代性的问题，陶东风先生进行了回应。陶东风区分了文学自主性的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建构的层面，二是观念方法的层面。前者是自主的文学场的制度建构问题，后者是具体的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他认为，文学自主性消解的根本不在于文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自律与他律，而在于有没有一个自主的文学场。自主的文学场是一个多元、宽容的文学场，有现代制度的保证，因此可以说：“文学场的独立性不过是言论自由的现代民主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制度化表现而已。”[45]有了这样的文学场，文学的自主性就会有保证，因为场内的任何观念恐怕都没有借助制度的力量来干预文学自主的可能，而场外的力量更难以直接进入文学场影响文学自主性。显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即使有他律倾向的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并没有威胁文学场的自主性，事实上也不能因为文化批评的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就判断它是反现代的、反自主的，否则就会出现把鲁迅、梁启超视为反现代的笑话。陶东风因此得出结论说，不能根据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就判断其现代与反现代，关键要看它是否借助制度性力量干预文学场。

其实，文化研究并不反对现代性，一如后现代性也可能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一样，后现代性还可能使得现代性更现代性。在文化研究看来，文学只有参与公共领域，才有可能改变不现代的环境，只是文学的参与不是那种完全他律的参与。从这个方面来说，坚持文学自主性是有道理的，也是文化研究所赞成的。文化研究只是担心，如果文学及文学理论固守在现代体制之下，远离公共世界，这样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即使有自主性与现代性，恐怕也无济于事。

虽然在文学理论学科视野下，人们对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质疑和反思，但文化研究并没有因此被文学理论所否认。对此，我们非常认同李春青所言：“文化研究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富有生命力和积极意义的一种研究路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真正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状况与文化状况的研究模式，因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个学科无视这种新的研究路向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文学理论不能为文化研究所取代……但是文学理论必须借助于文化研究提供的新思路来丰富自己。甚至可以说，当今的文学理论只有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才是有前途的。”[46]

最后，是庸俗社会学的问题。

因为文化研究有强烈的参与社会的诉求，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特性，因此有学人担心文化研究是否会让文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重新成为政治的附庸。比如，童庆炳就曾有这种担心，并且说文化研究甚至勾起了他对“文学为政治服务”那个年代的不良记忆。[47]

对此，陶东风做了很好的回应。他认为，只要理解了文化研究的以下三点改变，我们就可以消除这种担忧。

第一点，文化研究扬弃了机械的反映论。文学研究中的机械反映论往往忽略文学独立自主的特性，把文学视为对经济基础的简单直接的反映，因此粗暴地将文学还原为经济基础。这给曾经的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灾难，让人心有余悸。文化研究深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并不认同这种机械反映论，而且建构了文化唯物主义，认为语言文化本身就具有物质性，是社会实践方式之一，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对这一点，霍尔有很好的表述：“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48]文化研究正是因为改变了对文学/文化的看法，因此才特别重视研究文学/文化的表意实践活动本身，同时也重视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新变化。这都是它不再认同庸俗唯物主义的表现。

第二点，文化研究克服了简单化的阶级论。简单化的阶级论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然后又将阶级关系与经济基础直接关联起来。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认识模式不能有效分析文艺作品，并且对作者和读者造成了巨大伤害。文化研究突破了这种简单化的阶级论分析框架，转而去关注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即使关注阶级，它也不直接将文本之内的阶级状况与文本之外的阶级现实画等号。因此，文化研究有自觉的自主性防护意识，而且其研究本身也没有被现实直接利用的主观意愿。这恐怕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点，重新理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研究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是此“政治”非彼“政治”。文化研究的政治是学术政治，不是阶级政党的政治。陶东风先生为此写道：“文化研究中说的政治，实际上是指社会文化领域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支配与反支配、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是学术研究（包括研究者主体）与其社会环境的深刻牵连。任何人文科学研究都无法完全不受其存在环境的影响，而这个环境必然是渗透了权力的，所以，只要是扎根于社会现实土壤中的人文学术研究，就很难避免这个意义上的政治。”[49]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承认任何表意实践活动都不可能是纯粹的，都有意识形态，都有乌托邦愿景，都有立场利益，都会产生塑造性和再生产性。也正是这种不可摆脱的政治特性，使得文化研究特别重视分析文学/文化生产、流通与消费活动整个过程中的权力关系。

总之，文化研究扬弃了庸俗社会学。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抛弃了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走向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因此，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我们对文化研究的担心是多余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源于努力确定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理解。这种理解考虑了战后的变化。这些变化似乎逐渐破坏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设想，这些变化还质疑了传统左派对政治和经济范畴的绝对依赖。文化马克思主义者首要关注的是：重新定义结构和动力之间的关系，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动力即工业的工人阶级正遭受质疑。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就这点而言，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主流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机械主义和经济主义——划清了界限。”[50]当然，要注意的是，文化研究是扬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依然是值得借鉴的，正如有学人所指认的那样：“把文化文本置于其产生和分配的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做法经常被称为文化的‘政治经济学’。”[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