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所引发的文学“终结说”，一定意义上使得人们开始从研究对象入手对文艺学学科展开反思。两年后，因“文学泛化”所引发的文艺学学科反思，则成了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型”。相比较而言，文学终结如果从“文学消亡”的语义理解，并不是可经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泛化”了，人们向来所认为的构成文学内核的审美已然日常生活化了，文学扩散为文学性了。相对而言，这多多少少是文学理论研究者通过经验所能得到的。[1]

在“文学泛化”面前，文学理论发生了学科危机，一如赵勇所言：“面对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各种文学与泛文学现象，文学理论又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阐释能力。”[2]众多学者为此积极回应，展开反思和讨论，试图找到文学理论的出路。[3]也因此，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泛化”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发生有着紧密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