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认为因米勒而生的文学“终结说”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先声，但实际上针对米勒“终结说”的文章，并没有非常自觉地对文学理论展开学科反思，更多的是出于辩论的需要。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本身就值得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文学理论论文是经由会议催生的，而非因个人焦虑时代的文学问题而生。这就导致了做文学理论研究不需要阅读文学作品，而只需要参加会议，回应某一时兴话题，的确有纯粹比文献阅读量多少和写作技巧高下的嫌疑。更要命的是，一些学术刊物倾向于围绕会议生产的话题发表论文，往往不理睬那些回到文学现场和思索真问题的扎实研究。这样的文论知识生产机制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虽然我们不否认会议话题的出现自有其时代感，但问题是这样的时代感并不一定是切入我们社会肌理的时代感，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文学问题。或也因此，为辩论而生产的文论话语往往吊诡。比如，假定我们认为文学不会终结，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那我们又何必花费精力去研究它呢？如果这个问题是真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却要等到一个外国学者来提问，然后再去附和，再去研究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为此之故，文学理论学科如何可能？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反思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问题纳入国家层面运作，各地都在为不同层级的学科点和研究基地上下奔波。为了这些点和基地的获批和检查评估，大家甚至都不能停下来对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效用等问题做一静观，而只能不停地去制造话题，生产国家所需要的科研成果。[36]文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也毫不例外地是在这样的语境和机制下生产出来的，是通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那架“学术生产机器”生产出来的。那架机器使得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具体问题，而只有什么文章好发表就生产什么文章，什么课题好申报就申报什么课题，甚至什么会议最时尚就召开什么会议。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因此可以说，如果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没有根本的改变，无论文学理论学科再怎样建设，恐怕都很难生产出有历史感和现实性，有学理性和阐释力的文论知识。[37]

若要具体回答文学理论如何可能，我们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要展开研究，而且要研究具体的问题。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复调理论。本雅明研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出了灵韵说。我们研究了什么具体问题吗？我们更多的是在追寻别人的研究，搞懂别人的研究，而没有落到实地去做自己的具体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是那样的研究不容易出科研成果，即不符合当前学术生产机器的运行机制。原因之二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仍是意识形态化的，还不是以生产“知识”为要务，而是以服务于意识形态建构为追求。因此，这样的文学理论总是在为文学立法，而非为文学阅读者阐释文学。米勒在面对电信时代文学研究走向的时候，提出了“阅读”的问题。他曾经说：“文学系的课程，应该是对阅读与写作的基本训练，应该阅读文学的鸿篇巨制。当然，经典的概念应当更加宽泛，而且，在训练阅读的同时，也应该训练阅读各种符号：油画、电影、电视、报纸、历史资料、物质文化的资料，等等。今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位有知识的选民，应该是一个会阅读的人，应该具有阅读所有符号的能力。这并非易事。”[38]显然，米勒没有完全否认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他坚定地认为，文学研究要为一切符号的阅读和写作训练服务。换言之，米勒恐怕是认为文学研究要能够生产有助于阅读与写作的操作性知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要开放，要自觉地向外界学习，和学术史对话。但开放、学习和对话不是模仿别人，更不是重复别人，而是要反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具体分析这些研究成果是在什么语境下出于什么原因生产出来的，再回到我们的现实中，去思考我们可以怎样生产。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在做研究。

这里不妨举文学“终结说”之争为例。有学人为了论证文学不会终结，从抽象的人类学的角度来论证，这显然不妥。因为米勒的文学终结是具体语境下的问题，而抽象地说人类总是需要文学，需要用文学来确证人之为人，这样没有问题意识的所谓的学理论证多少有点不伦不类。有学人因此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方面的对话，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文学是否会终结，这是一个对于我们的理论思考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的命题。那种从人类存在或人类情感存在来论证文学存在的做法，似乎已经把文学的概念无限扩大了。文学是否会终结，应该通过研究来回答。”[39]确实，我们要做的恐怕不是判断米勒的话正确与否，然后去做辨析，我们急需的是反思分析米勒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循其逻辑，回到文学实际中去勘探我们存在什么样的文学问题，我们可以说什么话，这也许才是在从事“研究”，才是在生产我们的知识话语，才是在解决我们的文学问题。借此，我们才可能有自己的原创文学理论。

[1] 2000年7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先声的会议。理由有三。其一，这次会议的主题即思考文学理论学科的未来，本身便有自我反思的意味。其二，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有重要关联的文学“终结说”乃米勒在此次会议上提出的。其三，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关联密切的所谓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与共融”在此次会议上也成了议题。参见斯义宁：《“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南方文坛》，2000（6）。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早在1997年，《文学评论》就刊发了米勒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译）一文。该文虽然没有直接表达文学“终结说”，但表达了文学失去重要性和文学研究经受挑战并发生新变的观点，只是该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2] 参见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6）。

[3] 这从该文迄今被引用550余次可见一斑。

[4]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5] 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9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7]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8]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9] 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10]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11] 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6）。

[12] 米勒在2000年文论会议上的发言随即引发了讨论，王宁先生的会议综述这样写道：“与会的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对文学的阅读和欣赏就永远不会完结，而作为一种以文学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则无论就其自身的学科意义而言，还是对批评实践，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因此过早地宣布‘文学理论已经死亡’至少是短视的和不负责任的。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理论的作用显然不可像过去那样具有巨大的启蒙和指导作用，它将和文化研究共存，而不会被后者所吞没。只是文学研究的领域已得到了拓展和扩大，不少文化研究的课题也进入了文学理论家的视野，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非一定要形成对立的局面。”参见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6）。

[13] 例如，2001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讨论会。参见梁刚：《“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争鸣》，2001（11）。

[14] 参见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1）。

[15]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1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6] 参见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载《文艺争鸣》，2005（3）。

[17]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1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8] 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载《文艺争鸣》，2005（3）。

[19] 参见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载《文学评论》，2002（1）。

[20]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1]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2]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3]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4] 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23～26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25] 参见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载《文学评论》，2004（2）。

[26] 参见吴泽泉：《对“文学终结论”的再思考——为德里达和米勒辩护》，载《新余高专学报》，2003（1）。

[27]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

[28] 这个方面的工作，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主要是由陶东风完成的。这也使得陶东风能够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中居于核心位置。当然，其他学人如杜卫、许明等也做了一些切合本土语境的学科反思工作。

[29]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30]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1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1] J.Hillis 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08.

[32] 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载《文艺争鸣》，2005（3）。

[33] 参见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载《文学评论》，2002（1）。

[34]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5]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6] 之所以说这些科研成果是国家需要的，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体制乃政府主导。无论是课题、奖项、论文，还是职称、荣誉和资助，甚至是高校排名等，基本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当然，政府所主导的学术体制化建设功不可没，只是尚需更尊重学术自身规则，切实为学术自主建设服务。

[37] 最近阅读文献时读到一段相关文字，不妨将其抄录在此：“在任何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不会放弃对文学研究的控制与监督，其区别只在于方式方法不同。当中国社会进入90年代后，政府为适应时代的新需要改变了以往的策略，不再直接发动文学问题的讨论，也不再直接为文学讨论当法官，而是退居幕后间接影响，且其介入的方式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种介入方式方法的多样化表现为从以前单纯的主导研究方向、规定研究范围、为研究成果定性的简单方式变为加强文学理论研究资源的宏观管理，公布了‘社科基金项目’鼓励学者积极‘投标’，加大政府奖项的授奖范围和力度，并将这些与学者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从而通过政府计划和利益杠杆的双重手段介入文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设立于1991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管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控制与监督方面起到了明确的示范作用。有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这个参照物，那么各个省区市，甚至是一些国务院部委机构，都可以通过模仿建立起相应的课题管理体系，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控制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管理机构先是通过制定题目引导学者研究的注意力，而公布的项目内容又都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当然，学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专长自建课题项目提出申请，但其如果与相关项目的管理制度或主导思想及其体现出的规定性有较大的距离，是难以得到相关机构的资助的）；并与之相配套地建立起了学者自主申请，主管单位审批、专家审核的管理系统，从而加强了各类资源的宏观管理。而且，这些课题的申请立项、结项评比都匹配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并与学者的职称晋升、奖金工资的发放密切联系，从而使得90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溶入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知识生产流水线。”参见陈力：《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8] [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2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9] 高建平：《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