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的方略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首先倡导的理念，也就是中国构想并努力打造的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形态。中国如何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不仅关系到自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会对世界各国在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上起到示范作用。中国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的方略是与中国的外交战略及安全战略紧密相关、高度契合的。

一、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这里讲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是指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对其他大国的战略与政策，也不是指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而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意味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定位。同传统的大国外交相比，中国的大国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与世界共同发展、共享和平、互利共赢。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演进

虽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个概念刚刚出现，但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并非近年才有的事物。中国的大国外交有一个演进的过程。

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普通国家。古代曾长期是世界人口大国、地理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有时也是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即使是近代遭受西方列强欺负的时候，也仍然是世界人口大国和地理大国。

身为“大国”，自然就有“大国外交”。朝贡体系就是古代中国大国外交的突出特点。乾隆皇帝拒绝与英国通商，尽管体现了他的傲慢、封闭与偏狭，但也反映出其大国情怀。1863年，同治皇帝在给林肯总统的信中称：“朕承天命，抚有四海，视中国和异邦同为一家，彼此无异也。”尽管此时的清王朝已经被西方列强打败了两次。八国联军战争，中国一国对八个西方列强，虽然以惨败为结局，但也隐含着晚清朝廷未将其统治下的中国视为一般的中小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好几个大帝国，有些曾经的大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此分崩离析，退出大国行列；而中国却一直追求大一统，大国禀赋得以留存。巴黎和会未能给中国以“战胜国”待遇，引发“五四运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众仍怀着大国情结。

以实现民族解放和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从未将中国看成一个普通国家，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是出于这种认知，中国外交一直蕴含着大国外交的“气度”。

概括地讲，新中国的大国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1979年。这时的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地理大国，还是政治大国。中国“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对抗中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中国敢于出兵朝鲜，直接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兵戎相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一种“大国气魄”。后来积极作为构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以及“三个世界”划分，特别是给予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偿援助，都是大国外交的体现。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大国外交，主要依托于中国的政治大国地位，主要着眼点是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维护国家安全。不过，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有限，大国外交的效果也相对有限。虽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和“大三角”之一角，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还不够突出，有时在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上都显得作为不足，尤其是受“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不少失误。

第二阶段为1979—2013年。这时中国的大国禀赋未变，还是人口大国、地理大国，同时也是政治大国。不过，这时中国调整了对外战略，将发展经济作为内政首要任务，对外则寻求开放，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同世界各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这一阶段中国外交比较低调，突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不太强调“大国外交”。不过，中国的大国情怀依旧，“大国外交”的身影还在。邓小平就强调，“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两极格局解体后，推进多极化一直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主张。与此同时，中国也一直主张改革现行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通常都是大国关注的事情。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大国外交是以韬光养晦为前提的大国外交，中国外交更多地着眼于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在国际舞台上则是有限度地发挥大国的作用。

第三阶段始于2013年。历经五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遭受重创，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加速。而中国则是新兴国家的代表，崛起势头举世瞩目。伴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应提升，世界许多国家都期待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承担“大国责任”。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大国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日益突出。出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顺应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中国外交需要更加有所作为，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展现“大国外交”。中共十八大之后的领导集体在外交事务中“奋发有为”的一面让世界瞩目，尽管仍然坚守着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中国的大国外交与传统的大国外交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特色体现在哪里？这正为世界所关注。

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要为本国利益服务，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在旧时代，西方列强在获取本国利益时，常常以牺牲别国利益甚至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对比之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是：在坚定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时，顺应时代潮流，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贡献力量。

二战结束后，面对核战争的恐怖前景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灾难，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和平，负责任的政治家也在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思考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求和平成了时代潮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一直受“和合文化”的浸润。在经过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赢得民族独立后，非常珍重和平。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立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然而，新中国所谋求的和平，是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和平，而不是旧时代的和平。在旧时代，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没有完整国家主权的，它们同宗主国之间保持着的“和平关系”是不平等的、屈辱的，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正是因为这样，赢得了民族独立的新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以求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的关系，和平共处。

以后，新中国又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更加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再到奉行不结盟政策，都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不结盟政策。在旧时代，结盟成了许多国家维护安全的主要途径。一些大国也常常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实行结盟政策。然而，结盟往往是与对抗相伴随的，盟友们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才联合起来。从历史教训来看，结盟的结果是导致两个国家集团的对抗，最终走向热战或冷战。到了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认知，同时也结合对中国外交从“一边倒”到“一条线”利弊得失的反思，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提出了以不结盟为鲜明特色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是对不结盟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

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一大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然而，这些新独立国家却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许多国家虽然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表面上是主权国家，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不成功，逐渐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严重依赖，进而导致政治上时常不得不忍受“被干涉”、“不自主”。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因为贫穷落后而政局不稳，内乱、内战频发。有些内乱、内战或者波及他国，或者被他国借机插手，甚至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发展问题不解决，持久和平很难有保障。无论是从实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进步，还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解决发展问题，推进世界共同发展，在当今世界都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发展成了继和平之后的另一大世界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关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尽快实现经济独立。从邓小平1974年在联大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后来强调“东西南北”两大关系中南北关系更为根本，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对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

冷战结束后，一度分裂的世界市场回归统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然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们有可能借助全球化带来的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加速发展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又可能使自己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进而进一步被边缘化，拉大同发达国家的距离。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更加重视国际事务中的发展问题。中国不仅一如既往地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之作为外交战略布局的基础，而且还在国际多边舞台上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发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进。比如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2005年是联合国改革年，围绕联合国改革《成果文件草案》和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各种力量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强调发展问题。中国政府主张改革应该重点推动联合国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

中国强调要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中国政府还率先宣布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等一系列帮助、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重大措施。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政治力量加速由西方向非西方转移，中国更加重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在推进多边外交时，要着重“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将谋发展、促和平作为本国的大政方针，并将合作作为实现目标的主要途径。在旧时代，殖民主义、西方列强在发展与和平问题上虽然有合作，但都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它们为了自己的发展，对外奉行殖民政策和强权政治，掠夺殖民地，欺压弱小国家，列强相互之间进行恶性竞争。它们也试图通过结盟和集团对抗来谋取对自己有利的和平局面。然而，在当今时代，旧时代的方式或者失去了基础和条件，或者是有明显的局限性。时代所呼唤的发展是世界共同发展，和平是世界持久和平。这样的发展与和平，需要的是全球范围的深度合作。因此，合作已经不仅是实现发展与和平的手段、途径和方式，它本身就成了一个潮流，是世界各国应当追求的一个价值观。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努力探索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世界和平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边倒”战略就是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来维护世界和平。后来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意在同世界各国合作，以实现“和平共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努力推动同世界各国在发展上的合作。进入21世纪后，面临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扩散、金融危机等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中国更是高举合作的旗帜，将之与和平、发展并列，作为中国外交的主题。

自有国际关系以来，合作就与冲突相伴随，成为国家之间交往的主要途径之一。然而在旧时代，冲突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合作往往成了进行更大范围冲突的手段。有时合作本身就蕴含着冲突的因子。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旧时代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那时国家之间关系更多地是争夺领土、资源、财富；另一方面与合作的质量有关，旧时代的国际合作，双方获益往往是不平衡的，甚至是强势一方的单方面获益，而不是合作双方的共赢，这样的合作肯定是不可持续的，甚至还会孕育冲突。因此，要想可持续地通过合作来实现永久和平、共同发展，还需要在合作中达到共赢。只有共赢的合作才是全人类所追求的价值观，才是时代潮流。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伴随着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多极化的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与此同时，中国从自身经济发展、改革、转型出发，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能否在合作中与各国实现共赢，成了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将共赢与和平、发展、合作并列，作为中国外交的旗帜和主题，既是现实需要使然，也是顺应时代潮流。

总之，中国外交旗帜内容的不断丰富，主题的不断扩展，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一贯追求，这就是顺应时代潮流。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以往的大国外交相比，最为鲜明的特色。如果说中国正在开辟新型大国外交的历史，那么顺应时代潮流就是这种“新型”的最显著标志。以顺应时代潮流为最鲜明特色的大国外交，最终结果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双赢。

所有国家的外交都是处理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不同的国家在处理这个关系时所秉持的理念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在旧时代，列强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为此往往要牺牲他国的利益乃至全世界的利益，结果导致战争频发，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长期贫穷落后。

新中国一直秉持要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理念，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所以在外交上，一直将本国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致力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双赢。中国外交始终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就体现了要与世界双赢的精神。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反对霸权主义到宣誓永不称霸，从申明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到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反映了中国要实现与世界的双赢。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更需要坚持中国与世界双赢的理念，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同时在世界共同发展中进一步发展自己；以自己的贡献促进世界和平，同时在世界总体和平的大环境中营造自己的外部环境；以自己的表率作用推动国际合作，同时在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中加强自己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中国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任何国家来说，外交的主要任务都是维护国家利益，包括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方面的利益。对当前的中国来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总体上看，这个外部环境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而按照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又包括十几个领域。就目前来看，国家安全的基本面是好的，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是可控的，发展仍然是国家治理面临的首要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开创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伴随着对外部环境的不断营造、建设。邓小平在推动改革开放、领导全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中，始终强调外部环境建设。他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没有和平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把握。十二大、十四大至十八大报告都设专章讲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此外，十五大至十八大报告都设专章讲祖国统一问题，这个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外部环境建设”，甚至本身就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崛起和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外部环境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与之相应，外部环境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邓小平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建设外部环境上最有创造性的举措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并加以实践。他在考虑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时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就是着眼于为国内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因统一问题和主权建设而破坏外部环境。而且他还将“一国两制”构想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实际上，“一国两制”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新事物”。邓小平本人称作“中国特色”的事物，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就是“一国两制”。

邓小平及其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外部环境建设，就是因为外部环境与国内建设密切相关。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内建设很难顺利进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有过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但是均未成功，外部势力干扰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是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清政府的洋务派试图学习西方，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以图实现富强。然而，洋务运动被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终止，中国第一次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因外部环境恶化而中断。虽然洋务派有无能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尚可存疑，但是洋务运动因外力打击而失败却是事实。

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国民党借北伐胜利和屠杀共产党人控制了中央政权。随着东北张学良改旗易帜，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蒋介石要实现成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的雄心壮志，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他的主观条件是否能同华盛顿相比仍是问题。然而不久，日本先是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随后策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妄图灭亡全中国，迫使全民族奋起抗战，保家卫国。在面临国家危亡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外部环境一直相当恶劣。先是朝鲜战争；随后是美国率领西方封锁中国，美国入侵越南，干涉台湾事务；再后是中苏交恶，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即使是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仍然面临苏联的安全威胁。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搞国内建设构成严重制约。

苏联在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上有成功的经验，但是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作为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的联合压制、围堵、封锁，但是，苏联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指导，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站稳脚跟，而且还不断壮大，甚至还成为参与主导世界事务的重要大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过于强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抗，最终走向同西方世界的冷战。以后，苏联又走上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甚至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在世界范围内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出兵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苏联虽然号称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其外部环境却十分恶劣。美国、西欧、日本、中国一度结成“抗苏联盟”，形成“一条线”。在尼克松所说的“五大力量中心”之间，出现四对一的局面。恶劣的外部环境是构成苏联后来剧变、解体的一个重要诱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不断改善，从而为国内建设和发展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短短30多年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外部环境是需要建设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外部形势的判断会与外部环境形成互动。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存在着严重问题。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观，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睫，而且战争引起革命，因此在对外政策上是以“革命观”为指导，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且准备打仗，而且是准备大打、早打、打核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建设不可能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一心一意搞建设”。当然，那段时间，国内政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发展经济，这也影响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变化为中国的外部环境建设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要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需要同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对世界和平及中国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大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积极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同苏联缓和关系，同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为此，中国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并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

上述两方面对外政策的变化是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为基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判断。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这里，邓小平提出，中国自己的战略和外交路线是延缓战争的重要因素，体现了他的外部环境是可以建构的思想。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到“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又到“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再到“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直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两大问题。

实践证明，正是中国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变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才使得中国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是非常成功的。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上更加自信。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统筹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不断推进国内各项事业的同时，不断加强外部环境建设。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外部环境建设。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布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阶段，到十八大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外交布局，这就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这个布局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或调整各板块的排序，或深化布局内涵，或创新布局内容，从而使中国外交布局展现出崭新的面貌。

第一，周边外交地位更加突出。201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周边外交为主题的中央级会议，显示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周边外交的重视。在以往外交布局中，周边虽然被定位为“首要”，但在行文表述上都放在大国外交或同发达国家关系之后，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在布局中排在第二位。这次中央座谈会无疑是在提升周边外交的地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年来的外交活动也体现出这一点。他们不仅对许多邻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包括习近平对韩国和蒙古的“点穴式访问”，而且还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理念。特别是与“亲诚惠容”理念密切相关，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倡议，如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亚洲安全观等。这些倡议如能落实，将为升级版周边外交打造出更为坚实的基石。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阐述中国外交战略布局时，习近平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放在首要位置上，进一步明确了周边外交的地位。

第二，以新型大国关系引导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中明确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从而为已经转型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关系的中美关系定下了发展方向。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对抗，这似乎是国际关系中的铁律，受这种惯性思维影响，一些战略家、政治家开始为必定要到来的中美对抗做准备。然而，在当今时代，大国对抗不仅使相关两个大国两败俱伤，而且还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同美国一道，努力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努力构建同其他大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形成新型大国关系框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这既可以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同时也有利于总体大国关系的进化，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中，中俄关系占有突出的位置，已经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当政的头两年，每年的首次出访都是俄罗斯，体现出大国外交布局的新变化。

在运筹大国关系上，习近平还特别强调“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这是对非西方大国群体性崛起这一重大事态的主动应对，为中国运筹大国关系指明了新的着力点。

第三，以真实亲诚打牢发展中国家外交这个基础。在重视周边外交和大国关系的同时，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未忽视发展中国家这个基础。两年来，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足迹遍及非洲和拉美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发展中国家外交上，中国尤为重视非洲这块在世人看来最为贫穷落后、最不稳定安宁的大陆。习近平专门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意义不寻常。他还提出“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这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适用于非洲。

第四，在多边外交中着眼于争取话语权。进入21世纪后，中国越来越重视多边外交这个舞台。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多边外交中更加活跃，而且主要着眼点从促进中国同各国的互利合作转为争取话语权。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提出许多意义深远的倡议，如亚太自由贸易区、深化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等。

第五，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外交的新着力点。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这既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也是一项外交战略和安全战略。从外交的角度讲，建设海洋强国就意味着中国未来将更加重视与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相关的外交事务。在中国历史上，很少重视海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在海洋事务中最辉煌的时候，但是这一壮举并未持续下去，也未给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进程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另一次重视海洋，就是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建设了一支当时可称为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然而，这支海军却被力量弱于它的日本海军消灭，晚清政府的海洋梦破碎。孙中山曾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但是却无机会去实现。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多为海洋强国。所以，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崛起进程中必须有的过程和内容。

最后，“一带一路”为中国外交大布局提供了地缘支撑。“一带一路”无疑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具鲜明特色的外交概念，它既展示出了“东方智慧”，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又将中国的发展与外交有机结合在一起。“一带一路”涵盖了欧亚大陆和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的多数国家，其中既有周边国家，也有非周边国家，虽然主体是发展中国家，但却联结了欧洲等地区，其建设将使这些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仅会为中国周边外交及发展中国家外交提供重要的地缘支撑，也有利于中国推进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作为外交布局的单独一条来阐述，表明“一带一路”并非从属于外交布局的哪一个方面，而是独立的一项内容。

此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阐述外交战略布局时，习近平还专门提出做好对外援助工作。这预示着对外援助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而且会成为外交战略布局的独立内容。

总之，三年多来，中国外交正在形成以周边外交为依托、以大国关系为重心、以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以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为新领域、以“一带一路”为地缘支撑的崭新布局，而且布局中每个板块的内涵更为丰富，各板块相互联系得更为紧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