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着力点

当今世界有193个主权国家，相互关系五花八门、疏密不一。有的结为政治军事同盟，有的组成区域联盟，有的处于对抗状态，还有的长期为敌。从合作共赢主题的角度考察国家间关系，比较起来，如下四类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复杂，冲突因子较多，开展合作难度较大。所以，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应当将这四类国家间关系作为重点。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推动人权进步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之相应，联合国在推动国际关系现代化上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加强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也应当是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一）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

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国际关系中最醒目的一种国际关系类型。两制国家之间的博弈、斗争、对抗、冷战是20世纪相当长时间内一大国际政治热点问题。有些冷战史学家将冷战的起点放在1917年，不无道理。两制国家的对抗首先是源于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人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及其政党和政权都持敌视态度。还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在欧洲和美国就产生了“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两制对立最尖锐的时期是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冷战的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虽然一度高呼“不战而胜”、“共产主义大失败”、“历史的终结”，但是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意识形态一直是影响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挥之不去的重要因素。不过，一方面由于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融入了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再加上全球治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两制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中国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一直坚持超越意识形态的政策，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而使两制之间的矛盾不那么尖锐。然而，由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所带来的两制国家间在民主、人权、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纷争难以消除，将长期伴随着两制国家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力增强，如何继续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防止新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出现，是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

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之一，而且是更带根本性的主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围绕发展问题，世界截然分成两大集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大集团涵盖了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被西方列强殖民、掠夺、侵略、欺压的历史，而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当初都是通过掠夺殖民地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某种“欠债”。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却试图独自享受现代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采取漠视的态度，对推动共同发展缺乏积极性。当今全球治理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源于发展问题，特别是发展不平衡会制约和平。所以，处理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至关重要。

现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存在着明显的不公正、不合理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变革国际秩序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围绕2005年联合国改革《成果文件草案》的博弈。《成果文件草案》出台一波三折，几易其稿，险些流产，直到最后一刻才敲定。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有关各方立场差别太大。主要分歧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也表现在大国与中小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地区国家之间。就问题来看，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反恐、建设和平委员会、人权理事会、“保护的责任”、裁军及防扩散、联合国秘书处管理改革这七个方面。在发展问题上，主要是美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分歧。美国先是要求删除“千年发展目标”这一概念，后虽然被迫接受，但仍拒绝承担在2015年前将其官方发展援助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7%（2004年美国的对外援助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6%）。在反恐问题上，主要是欧盟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分歧。欧盟要求就恐怖主义拟定一个政治定义，伊斯兰国家则反对这种主张并要求承认反抗外国占领和争取民族自决斗争合法性的措施。在建设和平委员会问题上，主要是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分歧。大国希望将该委员会附属于安理会，中小国家则希望该委员会向联大负责。在人权理事会问题上，主要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西方国家主张将其成员总数控制在30个以内，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其规模不得小于人权委员会即53个。在“保护的责任”问题上，主要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以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张将“人道主义干预”合法化，而俄罗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表示反对。在裁军与防扩散问题上，主要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美国要求强调防扩散，不同意成果文件中写进有核国家履行裁军承诺及无核国家有权和平利用核能的措辞，而发展中国家则反对美国的立场。在联合国秘书处管理改革问题上，主要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西方国家要求给予秘书长更大权限和灵活性，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维护联大的权威性。可见，在制定《成果文件草案》问题上，美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比较突出。正因为这样，在临近召开联合国首脑会议时，美国在8月下旬突然对已经得到秘书长安南认可的草案提出500多条修改意见，大有将草案推倒重来之势。后经讨价还价，美国虽然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在很多问题上仍与世界多数国家有分歧。

当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主要是在经济发展上，但同时双方在经济上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只要发达国家能够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这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会走向尖锐对抗。此外，在观察这两大集团之间关系时，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一些在发展上比较成功的国家，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其利益就同发达国家趋于一致，甚至加入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比如韩国、土耳其、智利等国就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成为发达国家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方向，所以发达国家的阵营会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压力。

（三）不同文明国家关系

冷战结束后，两种制度国家间的对抗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下降，与之相应，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这种状况的一种体现。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国际冲突仍是不可避免的，但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而是文明之间的矛盾。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民族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而左右全球政治，主宰未来的世界。他将冷战后的世界分成8个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世界格局就取决于这8大文明的相互作用，而这些文明又倾向于冲突。文明冲突的一条主线，即可构成“未来世界政治轴心”的，就是西方国家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亦即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力量和价值观的反应。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文明挑战；二是儒教文明的挑战。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性则较轻一些。对西方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结成联盟共同对付西方文明，而且这种联盟的可能性极大，已经在人权、武器扩散、中国争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露出了苗头。

虽然“文明冲突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而且亨廷顿的理论确实有不少值得质疑之处，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受到足够的重视。不同文明的国家，因历史经历、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导致对现代化、国际秩序、发展模式、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认识的分歧，进而引发国家间关系上的摩擦。所以，处理好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在不同

文明国家关系中，学界普遍认为，目前较为突出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不过，东西方关系又分成多个方面，各有特点，不能笼而统之，混为一谈。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去理解。

说到“西方”，人们会立即想到欧美，但是有些时候，人们在使用“西方”一词时，范围却远超过欧美。“西方”与“东方”是相对而言的，无论是地理含义上，还是文化、政治、经济含义上。

从地理上讲，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对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东西方”概念。当基督教发生第一次大分裂时，位于东部的教派就被称作“东方正教”。以此推理，在现今处于西欧位置的国家看来，东欧、巴尔干半岛都属于“东方”。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时，也将俄罗斯作为“东方”国家。但是现在，西欧人用“东方”一词时，恐怕主要不是指东欧了，而是指亚洲，所以才会有“近东”、“中东”、“远东”之说。伦敦大学有一个“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国人简称为“亚非学院”），这里的“东方”就是指亚洲。由此推理，“西方”就应当是欧洲和西半球。而非洲则即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至于澳洲，也颇为复杂。如果用“亚太”的概念，澳洲包括在内，但“亚太”也包括美洲的一些国家。可见，从地理上分，很难将世界所有国家都归入“西方”或“东方”。

从文化上讲，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都算是“西方”，亨廷顿在划分世界文明时，虽然把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单列出来，但仍然承认，这三种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实际上也是这样。东正教本身就是从基督教分裂出去的，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极为相近。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都与欧洲文明有着渊源关系。拉美国家所用的语言都是欧洲的，宗教基本上也是欧洲移植来的。多数非洲国家也是这样。虽然有些非洲国家有自己土生土长的语言和宗教，但在非洲不占主流。与“西方”相对应，文化上的“东方”主要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和日本文明。但这些文明之间差异甚大，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谁是正宗的“东方”，恐怕也难有定论。印度文明与日本文明已经融进了许多西方的因素。佛教文明缺少有影响力的国家做载体。惟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相容性较小，且有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亨廷顿才担心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文明。可是，反恐战争开打以来，人们虽然眼见所谓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但儒教文明却置身事外。如果说存在着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话，那也不是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冲突。所以，与其将这些缺少共性的文明称作“东方文明”，还不如称作“非西方文明”更准确。

从政治上讲，冷战时期，所谓“东方”与“西方”就是指“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邓小平在讲国际形势时用“东西南北”比喻世界主要矛盾，其中“东西”是指世界和平问题，就是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含义下，位于东亚，又是非基督教文明的日本也属于“西方”。除了“东方”与“西方”外，还有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两种制度国家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冷战后，政治上的“东方”概念被淡化，但是“西方”仍然存在。而且随着美欧“推进民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了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在“民主”的大旗下，“西方”阵营明显扩大，除了美欧日这些发达国家外，还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成立于2000年的“民主共同体”有120多个成员，它们在“民主”问题上有相同的理念，实行相近的制度。与这个以“民主”为标准的“西方”相对应，“东方”就是那些未实行西方模式民主体制的国家，主要包括一些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则是标准的“西方”国家。但是，以这种标准划分也有麻烦，像新加坡、俄罗斯、巴基斯坦、泰国这些国家，就很难确定是“东方”还是“西方”。新、俄是“民主共同体”成员，但其民主状况却受到美欧的批评。巴基斯坦、泰国时常出现军人政权，这期间算不算“民主国家”？ 再说，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在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截然冲突的。将它们归为“非民主”国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

在经济上，“西方”就是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即北美、欧盟、日本，外加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其他均为“非西方”国家，或“东方”国家。可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与“东方”的界线才是比较明确的。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韩国、新加坡，其经济发展水平比某些欧盟成员国还要高。

总的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模糊的概念，而“东方”与“西方”相比则更为模糊，更缺少统一的标准，与其说有一个“东方”，还不如说存在着多个相互游离的“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西方”则相对统一，文化上有基督教，政治上有“民主共同体”，经济上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西方七国集团”，此外还有军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等。

总的来看，文明及文明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虽然表现上看目前矛盾比较尖锐的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但实际上与西方尖锐对抗的只是伊斯兰中的极端势力，多数伊斯兰国家都同西方国家保持着正常的关系，有些还相当密切，比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

（四）大国关系

同一般国家相比，大国关系更为特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加突出。联合国体系形成前，大国关系几乎就等于国际关系。随着国际关系的进化，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虽然也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但其作用还难与大国相比。所以，处理好大国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环节。

“大国”是个模糊概念，什么样的国家可称为大国？有地理大国，有人口大国，有资源大国，有经济大国，有政治大国，有军事大国……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可能有相应的大国。有人用“强国”来取代“大国”。但是“强国”概念也有问题。何为“强”？通常意义上，发达即为强。但是，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体量很小，在国际舞台上也没多大分量。也有人就用“大强国”或“强大国家”来表达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为了表达简便起见，同时也是遵从习惯，还是用“大国”这个词语。

国际关系中的“大国”是指那些在综合实力上能排在世界前几位的国家，这里的综合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军事、政治三个方面。以这个标准，当今世界能算作大国的有美国、中国、俄罗斯、欧洲联盟、日本、印度。而那些发达的小国，尽管很多指标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高于某些大国，但是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的国际舞台上，很难与大国匹敌。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演进，将决定国际关系的未来。当然，这些大国都分属于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都带有这三类国家间关系的特征。

就目前来看，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除了美俄关系和中日关系中对抗因素多一些外，其他都处于正常状态，有些是同盟关系，有些是竞争中合作关系。中日关系虽然较冷，但双方都表示要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并不想走向冲突对抗。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近年较为激烈，以至于有些学者称美俄间已经开始“新冷战”，但认真分析起来，美俄之间的所谓冷战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美俄之间也保持着外交沟通渠道，双方都保持着战略清醒。所以，美俄关系仍然是可控的。而且，基于俄罗斯的综合实力以及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即使美俄走向对抗，也不会有当年美苏冷战那样带全局性的影响。

就目前来看，对国际关系现代化进程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中美关系。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一般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已经具有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性质，是一种特殊的大国关系。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这种大国关系往往是冲突、对抗，最后走向战争，难逃“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这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持续数十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的“希腊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以后的国际关系史中，绝大多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都未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这似乎成了一条铁律。不过，和平崛起的中国有决心和信心打破这条铁律，同美国共同开创国际关系的历史。

无论是一般的大国关系，还是特殊的大国关系，如何适应国际关系现代化进程，是各大国的共同任务和使命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推动大国关系进化的最佳方案。

（五）加强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联合国孕育于反法西斯战争中，这绝不是偶然的。正是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大国的领导人，认真思考未来世界的发展前景：人类能否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随着科技的进步，武器越来越先进，杀伤力、破坏力越来越大，战争越来越惨烈；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工具越来越先进，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全球化。难道人类真的会用自己创造出来的先进武器把自己毁灭吗？难道人类有智慧去发明各种武器、扩大战争规模、创造各种各样的兵法战策，就不能有足够的智慧去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吗？

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大国之间一直重演着战争——和约——战争这样一个循环过程。每一个和约都旨在避免新的战争，但是都被新的战争宣告废弃。由主要大国参加的集团性战争由欧洲扩大到全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本意也是想维护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大战，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爆发了，而且其规模和惨烈程度，让一战相形见绌。

二战期间，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13日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即《大西洋宪章》。两国领导人在声明中表达了重建和平、放弃使用武力、建立一个“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愿望。9月24日，苏联政府代表在伦敦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1942年1月1日，中、美、苏、英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一致宣布赞同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纲领。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苏、英四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提出“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1943年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共同发表了《德黑兰宣言》，重申了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决心。以后，中、美、苏、英四国于1944年8—10月在华盛顿郊外的敦巴顿橡树园大厦举行了专家会议，讨论筹建新的国际组织的一些具体事项，并决定将新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1945年2月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也讨论了“联合国”的有关事项；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50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联合国正式诞生。宪章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列为联合国的第一项宗旨。

从联合国孕育、诞生的过程可见，创建联合国的初衷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完全符合世界人民求和平的愿望，顺应了历史的需要。二战后的70多年间，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虽然人们能找出很多原因，但是联合国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讲，联合国是最主要的保障机制。

联合国之所以能发挥维护世界和平最主要保障机制的作用，与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种变化又与联合国的存在有着直接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纵观国际关系史，战争与和平一直是国家间关系的最主要问题。联合国成立之前，国际关系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二是国家间在主权上不平等。这两点正是导致大国间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

联合国虽然不是世界政府，但是它的原则和规则对国家的行为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特别是“大国一致原则”，使得任何一个大国很难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直接损害另一个大国的根本利益。这是联合国给国际关系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国际联盟虽然有类似的设计，但是美国、苏联等大国都不是其成员，所以它在协调大国关系上很难发挥有效的作用。

联合国确立了“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这是她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此前，只有欧美列强享有国家主权。那是绝对的强权政治时代，一些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只适用于欧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曾放言，只有欧洲才有权批准独立。那时，广大的亚非拉国家成了任列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到了20世纪初，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领土面积共计894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3；人口约93000万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56%。“整个世界划分为进行压迫、掠夺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状态的多数被压迫国家和地区”。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根源。联合国成立后，强权政治虽然没有被消除，但是与过去相比，已经受到很大约束。大国、强国很难再用**裸的武力方式侵占小国、弱国的领土，损害其主权。这客观上消除了大国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从上述可见，联合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安理会是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多边安全体系最具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机构”。由此类推，我们可以说，联合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协调国际关系的最重要机制。联合国的建立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

当然，联合国的成长经历并不平凡。联合国成立不久，世界就陷入冷战，美苏争斗成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主线，双方都把联合国作为外交斗争的舞台，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被压抑。

冷战结束使国际关系出现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大国关系，结束了相互敌对的状况，进入了寻求合作和进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时期。与之相应，大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合作趋势增强，联合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作用进一步增强，也更加独立自主。从另一个角度说，冷战没有演变成热战，与联合国的作用不无关系。大国虽然有时滥用否决权，使得联合国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但是它们的行为表明，它们还是按照联合国的规则行事的，基本上还是尊重联合国的权威的。在一定意义上，联合国约束了美苏等大国的行为。同时，联合国也为大国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交流、协商的平台，使各方能够了解到对方的利益所在和政策意图，以免形成误判，做出错误的决策。而以往的一些战争之所以未能避免，缺乏相互沟通是一个重要原因。可见，联合国的成长与世界和平这个时代主题的深化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冷战结束为联合国地位的提升创造了历史机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面前就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冷战后，联合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美国要将联合国纳入其全球战略框架内，重新成为其谋求世界霸权的工具。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美国的实力和操纵国际事务的能力与联合国成立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当今的联合国已有193个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完全追随美国的只是少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俄罗斯、法国也有很强的独立自主倾向。所以，美国想重新操纵联合国的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搞反华提案，连提连败，甚至最后连自己在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席位都保不住。既然操纵不了，美国便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的政策，即能合作时，便与联合国合作；不能合作时，便撇开联合国，拉上一些盟友单干。正如美国驻联合国代办彼得·伯利所表白的：“我们希望（在诉诸武力之前）有安理会的授权，但是我们从不认为没有授权就会限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让安理会的否决权捆住我们的手脚。”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就撇开联合国，拉上北约盟国或“自愿者联盟”单干。面对美国的这种无视联合国权威的霸道行径，联合国显得无能为力。联合国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

然而，联合国毕竟是适应世界人民求和平的愿望而建立起来的，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时代和世界人民赋予的，而不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或国家集团恩赐的。在联合国的权威受到美国霸权主义挑战的同时，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却认可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所以，联合国如何发展，体现了当今世界单极与多极、霸权主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之间的斗争和较量。虽然冷战之后美国凭借“一超”之实力，在推进霸权战略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也有很大进步。从长远趋势来看，后者的原动力更为强大，因为它们符合世界潮流，甚至本身就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由此推断，联合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协调国际关系最重要机制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而且还有不断加强的趋势。

总之，联合国在当今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可以成为巨大的正能量。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加强其作用，同时对联合国的一些不合理的机制进行不断的改革，应当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着力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