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市场经济

■ 明确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

随着东欧国家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这样，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正式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南方谈话精神的热潮。各行各业都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加快了改革和建设的步伐。许多人还在新一轮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涌向广东、海南等沿海开放城市寻找发展机会，甚至有的机关工作人员也丢掉“铁饭碗”，辞职“下海”，试图在“商海”一显身手。

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过程中，中央的各项改革措施也随之陆续出台，各地方、各部门的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形成了新的浪潮。

第一，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进一步把企业推向市场。1992年6月30日，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条例》提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这个文件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重点，围绕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等方面，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9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这个文件。

8月3日至7日，全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以学习和研究如何贯彻实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为主要内容。会上传达了江泽民的重要批示：“通过多年来的实践说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并非易事。但必须坚决把这件事办好。在当前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精神的大好形势下，国务院制定了这份条例。务望各级党政部门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真正把企业的自主权落实好。”李鹏在会上强调，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各级党政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方面，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重点，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第二，积极推进综合改革，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1992年6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在北京、沈阳、武汉、重庆、中山等市的五个开发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科技人才分流，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促进第三产业全面快速发展，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同时，财政部决定从1992年起，在浙江、辽宁、新疆、天津，以及武汉、青岛、大连、沈阳、重庆九个省、市、自治区率先进行分税制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广。9月，国家计委宣布，从1993年起，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国家计委直接管理的工农业出口计划指标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加强政策协调，使计划更好地面向市场，发挥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

第三，进一步开放沿海、沿边、沿江和省会城市，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为了进一步支持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1992年初，中央给上海扩大了一些项目的审批权，同时给予上海一些配套资金筹措权。3月，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放建设30平方公里土地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在区内实施保税区的各项政策措施。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作为边境地区的开放城市。3月中旬，国务院批准在温州设立经济开发区，这是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肯定与支持。5月，继上海、天津、深圳设立保税区后，国务院又决定兴建大连、广州保税区。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也开始筹建保税区。保税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按照国际惯例运行。6月，国务院又批准近60个市、县、镇列入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其中南宁和昆明将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同月，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五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至此，形成了东部沿海、长江沿岸、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内陆各大城市这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和加快发展决策大见成效的情况下，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党员5100万人。

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同时提出， 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从原定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9%；到20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

小康。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3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四大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从1992年底到199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又召开了计划经济等一系列会议，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以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

1993年3月，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决定要在整个90年代，抓住国际国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议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的6%调整到8%～9%，以保证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在同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批准了这一建议。李鹏在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五年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经过党的十四大以后的初步实践，党内外多数同志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必须围绕这些主要环节，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采取切实措施，积极而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江泽民在闭幕会上指出：这个《决定》是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是我们在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以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其表现是：在财税制度方面，实行了分税制。将各种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并相应地对税收征管体系进行了调整，从而建立了中央与地方规范的分配关系；在汇率方面，采取并轨制。实行普遍的银行结汇售汇制，消除外汇双重汇率，实行人民币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浮动汇率制度；在外贸体制方面，适当放开进出口权限，放宽市场的调节作用，并在有些方面自觉与国际惯例接轨；在投资、融资体制方面，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在投资、融资领域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价格管理体制方面，适当放开一些价格管制，使有些商品的价格随市场浮动。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还相应地颁布了一系列法规，从而在市场作用的有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法律和法规，对市场主体和产业部门提出了各种不同要求的规范，尽管这些规范还不够完善，但对市场经济的有序化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