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整顿

党的十三大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先后遇到了来自国内和国外的一系列困难。面对这些困难的考验，党及时作出了治理整顿的决策；坚决平息了国内的政治风波，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成功地实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向新一代的过渡；胜利地完成了治理整顿任务。

在1984年到1988年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暴露出一些矛盾。其中主要是：第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由此导致了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过猛。1987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物价上涨高峰年。第二，国民经济中结构性矛盾再度突出，农业重新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1986年和1987年，在工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农业增长速度放缓，粮食再次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第三，经济秩序紊乱，国家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减弱。从8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在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已非常严重。一些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价格双轨制从流通中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牟取暴利，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三大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进入1988年，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改革。这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决定将这个方案在党外人士和有关专家中继续征求意见。但始料未及的是，方案通过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引起一场几乎波及各大中城市的凶猛的抢购风潮。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的对物价上涨的恐惧心理和价格改革的艰巨性，同时也使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的矛盾更为尖锐。

为此，从8月底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9月26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整顿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阐述了中央关于治理整顿的方针和措施，提出治理整顿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会后，治理整顿工作逐步展开。

第一步的重点是压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为此，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适当调整银行储蓄利率；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清理整顿各类公司；制定国家产业政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依据，等等。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取得了明显效果，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有效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明显回落，市场开始降温。1989年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不过，以压缩社会需求为重点的治理整顿，由于刹车过猛，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主要是市场疲软、企业效益下滑。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对于治理整顿的侧重点和压缩力度及时作了调整，治理整顿也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进入新阶段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受到了严重干扰，治理整顿工作也被迫中断。1989年春夏，在国际反华势力和国内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煽动下，由于党在领导工作中的某些失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起来，并利用胡耀邦逝世的时机，在北京制造了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直至发展成反革命暴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关于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意见，及时果断地作出决策，坚决制止动乱，并一举粉碎了反革命暴乱，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场风波平息过后，邓小平及时地分析了风波的成因及其实质，并要求人们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这场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他提出了两个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的发展战略的“三步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邓小平认为，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第二，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也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根据邓小平这篇讲话的精神，全党对这场风波的发生进行了认真反思，对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检查了失误，纠正了不足，进一步明确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迅速消除了这场政治风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通过反思和总结，全党对于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更加坚定，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这一切，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为此，这些国家纷纷宣布了一系列所谓“制裁”中国的措施，对我施加压力，如中止高层政治接触

，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暂停某些重要商品的贸易等等。这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出现严重动荡的局面，并很快导致了共产党政权垮台、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和苏联解体的结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及时作了冷静、透彻的分析，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他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根据邓小平阐述的方针政策，我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施加的种种压力，进行了坚决的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复杂变幻的国际政治风云中站稳了脚跟，并开辟了对外工作的新局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虽然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困难，但是也严重损害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中国的政局稳定下来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得不主动寻求打破僵局。所谓的“制裁”也很快被打破。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不仅没有停滞或萎缩，反而获得了空前的进展。1991年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2968个（不包括海上石油合作开发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额118.9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资金41.9亿美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78.4%、85.7%、29.4%。1991年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新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2400多户，比1990年增长46%。中国的发展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受住了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总结了北京政治风波的教训。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鉴于赵紫阳在制止这场动乱的关键时刻所犯的错误，和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江泽民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多次就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自己的退休问题发表重要意见，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还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放手工作。邓小平说：“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了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问题。他提出，退休的时间定在五中全会，方式越简单越好，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同日，邓小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正式提出了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认为，邓小平同志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全体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层到五中全会邓小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的交接。这就为尽快消除北京政治风波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和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加强党

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党中央及有关部门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一是对党的组织进行认真清理和整顿，从1989年秋、冬开始，各级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清理、清查工作，并在部分党组织中进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二是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加强党校的工作。1990年6月12日，江泽民在《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战略任务，摆到了全党面前。提高干部素质，最重要的是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三是进一步加强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四是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五是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实行廉政的措施，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改革开放的兴衰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这项工作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六是进一步加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改变以往“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工作，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切实加强，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继续深入。

在平息了政治风波、稳定了社会局面后，党继续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工作提上重要日程。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决定》提出：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努力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逐步减少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基本转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为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扭转货币超经济发行的状况；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改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力争主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增长，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和运力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各项改革措施。为此，必须抓住四个环节：一是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坚决执行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方针；二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三是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继续下大力量清理整顿各种公司，克服混乱现象；四是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鉴于治理整顿任务本身的艰巨性，以及北京政治风波对治理整顿造成的延误，西方国家所谓的“制裁”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困难等情况，全会决定，把原定的两年治理整顿的时间，延长为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治理整顿工作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从1989年11月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加大了对于基础产业的投入；在坚持控制总量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紧缩力度；继续整顿经济秩序。到1990年8月，这些措施取得明显成效。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开始实施治理整顿的第二步，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8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全国工业生产工作会议上提出，治理整顿还没有到位，但是主要任务可以有变化，要在压缩投资规模的基础上，把重点逐步地切切实实地转到提高效益、调整结构上来。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了1991年至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全会强调指出，1991年是“八五”计划的头一年，也是继续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一年，我们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要把全部经济工作切实转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根据这一要求，国务院从1990年底开始，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督促企业提高效益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措施。

在治理整顿的同时，改革开放并没有停步，在许多领域还有新的进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和上海浦东的开发。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海南岛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90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的开发，成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治理整顿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对外开放又有一定进展；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绩，1989年和1990年粮食生产都获得丰收，从而结束了农业生产从1985年到1988年连续四年徘徊的局面。在治理整顿期间，党中央和国务院努力推动价格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外贸管理体制、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并在金融、财税、社会保险、住房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试点。不过，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的任务仍未取得明显成效，经济方面的某些改革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同时，由于治理整顿中较多地运用了行政干预手段，也使一些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产生动摇，主张加大计划经济的分量，这成为90年代初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思想障碍。

这说明，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调整结构、提高效益，特别是加快改革步伐，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