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改革

经过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初步探索，党不仅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而且也初步地取得了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重新探索的新鲜经验，开始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时的党已经可以在新的基础上，总结新经验，提出新任务，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了。

在这一形势下，1982年9月1日到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邓小平对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新道路、创建的新理论的准确概括。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胡耀邦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通过的这个报告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性伟大转变，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五年间，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同时，要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在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是经济建设。报告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为此，在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根据新党章规定，大会选出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等11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等4人为副主席。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同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党的十二大完成了预定任务，制定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从而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展开阶段。根据改革和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党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召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展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全面改革；把农村改革继续引向深入；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推进各项建设事业，召开了党的十三大。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也逐步扩大领域和范围。一是继续推行和完善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探索充分发挥职工积极性的具体制度和办法。二是从1983年开始，在国营企业逐步推行利改税的改革，将国营企业应当上交的收入，按国家设置的税种以向国家交税的方式上交，由“利税并存”逐步过渡到“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自己安排使用，把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用税的形式固定下来，以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三是国务院先后选择了沙市、常州、重庆、武汉、沈阳、南京、大连等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要求这些城市加快步伐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并允许一些中心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这些改革措施，都较好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但是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形势要求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传统观念束缚，为加快改革步伐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新的发展趋向。一是世界上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力量的增长正在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面对这种趋势，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和平有希望维护的判断。1985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新论断。与此相应，党对外交政策也逐步进行了调整，改善和发展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趋向就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际形势的发展既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也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以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

面对改革开放需要加快的新形势，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根据这个理论，《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首先要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中心环节，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决定》还规定了改革的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成为指导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这个文件的公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实际也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迈出的重要一步。

一是在搞活企业方面，充分借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即：企业向国家承包上缴利润，超额完成承包任务后，企业可以留下部分利润，用以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到1987年，全国已有9270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面貌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提高了经济效益。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1987年实行全员承包后，当年便实现利润2490万元，比1986年增长19.49%，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8.83%，创机械行业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从1984年到1988年，承包经营责任制大幅度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搞活企业作出了阶段性的贡献。在这同时，小型企业则广泛采取了租赁制的改革措施，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高度分离。到1986年12月，全国

已有6万余家国有商店实行了租赁制。不过，这些承包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缺陷，主要是由于产权不明和责权利关系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的“短期行为”。为此，一些企业在扩大自主权，实行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又开始试行股份制，进行产权改革的尝试。1984年，新中国第一个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几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上海豫园商场也试行股份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其中飞乐音响的股票被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作为中国第一张比较规范的股票样品摆进了陈列室。股份制的试行，不仅开辟了民间融资和吸引外资的渠道，而且也规范了投资各方的权利、义务，有效地转变了企业经营机制，对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积极作用已初见端倪。围绕搞活企业，在用工制度方面，国有企业招收新工人全部实行合同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在企业管理体制上，逐步推行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由厂长独立指挥生产，改变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状况，对搞活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起了积极作用。

二是适应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改变过去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以及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的“三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87年，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已由1978年的10多万户发展到500多万户；已批准建立的“三资”企业有8516家，协议合同外资金额达171.76亿美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1987年同1978年相比，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所有制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6%。这种变化改善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对于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在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方面，国家逐步进行了商业体制改革，梳理流通渠道。从1984年到1987年，国务院陆续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商品批发体制，把供销社由官办的全民所有制改成民办的集体合作商业；积极发展多功能的贸易中心和批发交易市场；大量增设农贸市场、零售商店、服务网点，拓宽了流通渠道，活跃了城乡经济。1985年，国务院对价格体系进行改革，对粮食棉花实行合同定购，其余农副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对重要生产资料，计划分配部分价格基本不动，企业自销部分，实行市场调节。由此出现了“双轨制”价格体系，即国家行政定价的平价商品和市场调节价格的议价商品两种价格形式，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国家指导价作为补充形式。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过渡性价格形态，是我国改革中的一种特有现象。这种“双轨制”在一段时期对我国的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管理工作跟不上等原因也出现了一些弊病。

除此之外，国务院还进一步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推动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先后建立了上海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在培育市场体系的同时，国家逐步建立起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相继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计划管理体制等开始进行改革，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作了有益探索。

三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继1984年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后，1985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继而再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放区，以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开发。至此，我国从南到北形成了由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3个开放的三角洲和三角地区、2个开放的半岛构成的辽阔的开放地带。一个更加开放的格局展现出来。1987年底，国务院根据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的机遇，提出了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即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积累资金，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这一战略设想立即得到沿海各省的积极响应，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88年底，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0.3%提高到27.3%；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上的位次，也由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第16位。

在1983年全国已经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三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将土地承包期一般延长到十五年以上，以鼓励农民增加投资，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及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使广大农民可以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去发展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生产。各种专业人才有了发挥专长的可能，一批有文化、有技术、有经营能力的专业户、重点户很快涌现出来。我国农村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状态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生产转变。面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抓住时机，于1985年和1986年又发布两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推动了农村改革的深入。其中1985年1月1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了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任务。以此为标志，我国农村开始了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从此，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而是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同时，指导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农村工作的部署中肯定了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方针政策，要求继续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到1987年，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初步显现出来，农村面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大批劳动力从农业解放出来并转向第二、第三产业提供了条件，于是，以集体经营为主并有个体、私人经营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增长50%以上，年平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100万人以上。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达到4764亿元，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大变化，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面貌，不但出现了许多“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农民，而且还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乡镇企业模式和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型城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促进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断得到加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改革开放进入全面展开阶段后，邓小平多次及时地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为此，党中央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并且在全社会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活动，进行了做“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教育。通过这些活动，曾在“**”中被严重败坏的社会风气得到极大改善，60年代的雷锋精神重新得到弘扬，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的英雄模范人物涌现出来，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以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逐步制定和完善了各项基本法律；普遍成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组织，扩大了人民民主；开展了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斗争；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了普法教育；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此外，党还克服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党注意加强了自身建设。根据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春，全党分三期进行了整党，对文艺、新闻、理论、宣传等方面存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初步整顿，对一些属于“精神污染”的问题进行了清理。经过这次整党和对错误倾向的批判，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有了进步，同时积累了一些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

根据改革开放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基本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了引起人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警惕，《决议》特别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邓小平在会上指出：自由化实际上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使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任务和各个重点得到进一步明确，但由于全党此时对这个重大问题还缺乏一致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这对以后产生了消极影响。

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的同时，其他领域的改革也相继迈出步伐。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实施。根据《决定》要求，从同年4月开始，我国陆续开放了科技市场；允许流通环节中多种所有制共存；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促进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促进科技振兴农业的“星火计划”，推动科学技术与农村经济紧密结合。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等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邓小平很快在建议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这一建议后来被称为“八六三计划”，并于11月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式批准，开始启动实施。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通过改革，调动和发挥了地方和社会各界办教育的积极性；初步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扩大了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发展了成人教育；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出现，国防建设的重点也根据国家建设的大局进行了调整，实现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即军队建设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的现代化建设。1985年6月，我国政府宣布减少军队员额100万。与此相应，军队改革也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使人民军队的建设进一步现代化、正规化。

与此同时，祖国的统一大业也有了实质性进展。自1981年9月叶剑英就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发表了九条方针后，1982年1月，邓小平将此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其后，中国政府首先将此构想应用于指导解决香港问题，即：中国政府必须于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回归后，保留现有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经过多轮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终于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的构想得到了成功实践。

在改革开放取得全面进展，国家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936人，代表着全国4600多万党员。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来的成就，第一次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报告指出：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报告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报告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和研究国际经验及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它是在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的第二个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阶段。报告还从指导思想、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必要条件、总体布局、国际环境等方面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大会通过并批准了这个报告，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和新理论。大会还对《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部分条文作了修正，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从1984年到1988年的五年间，在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从而为改革的深化和战胜可能遇到的困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