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改革开放

■ 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全党立即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其中主要是在思想、政治、经济和清理重大历史是非四个方面。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澄清思想混乱。

三中全会开过不久，按照党中央的部署，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先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主要由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同志参加；然后再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请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参加。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宣布：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其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其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与会同志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和思想僵化现象，认清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性；同时还针对一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而又认识混乱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等等展开了认真讨论。鉴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含义不清，又同“**”中“夺走资派的权”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造成了阶级斗争的人为的扩大化，因此，中央宣传部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决定停止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口号。

这时，社会上有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一些人上街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耸人听闻地提出“反饥饿”“要人权”的口号，矛头指向党的领导。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破坏了刚刚出现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

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危害性，3月30日，他在理论务虚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同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方针政策一致的。这篇讲话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批判，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起，构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各地迅速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很快击退了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干扰，既来自右的方面，也来自“左”的方面，而且更多是来自“左”的方面。为此，在击退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后，1979年5月，首先从部队开始，全国各地陆续进行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使这场讨论得到继续深入。在补课中，各地广大干部群众认真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破除僵化，进一步端正了思想路线。邓小平及时肯定了这一做法，并且指出这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次补课不但巩固了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成果，而且推动了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深入，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

第二，全面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三中全会刚一结束，党中央就为彭德怀、陶铸公开平反，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此后，中央又陆续为在“**”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有在“**”前受到错误批判的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一批老革命家进行了平反。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一切罪名和所作出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纠正了这一“**”中最大的冤案。在此前后，一大批曾惨遭迫害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先后得到平反昭雪；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一些在“**”中被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党政军领导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总政治部等也被恢复了名誉；一批曾在“**”中乃至“**”前产生过全国性重大影响的冤假错案，如“三家村”“胡风反革命集团”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

1980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宣布对“**”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电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一律平反，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

在中央的要求和督促下，各地和各部门也加快了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和平反。1979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曾特别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

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会议要求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首先抓紧做好冤假错案的平反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按照中纪委的要求，各地和各部门的党组织排除干扰，努力工作。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了改正，被落实政策，得到妥善安置。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党外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一些在“**”中曾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而惨遭杀害的普通共产党员如张志新、史云峰等人，也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党中央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处理。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宣布对多年来遵纪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为公社社员，不得歧视。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政治上被歧视的处境，开始了新的生活。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这一文件，全国共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成分。此外，党中央还认真检查和纠正了民族、宗教等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

根据广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伸张了正义，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各地方的人民法院也陆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余党进行了审判。

经过上述工作，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和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得到了恢复，从而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

第三，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三中全会结束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立即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与60年代的经济调整不同，这次调整除纠正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外，更着重于纠正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树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实际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拨乱反正。

1979年3月，在讨论经济调整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首先讲到，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邓小平也讲到，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即：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李先念在会上讲话时阐明了这次调整的指导思想，指出：经济调整工作，要考虑到我们是一个有九亿多人口的大国，其中80%以上是农民。这是我们规划建设蓝图时必须考虑的基本出发点。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这次调整的指导思想。

会后，调整工作全面开始。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国务院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绝对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差价；提高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等等。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的25项政策规定充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照群众利益办事、尊重和保护农民民主权利的精神。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农村改革创造了条件。

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陈云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也指出：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造成了经济发展各方面的不平衡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这次会议比较彻底地清理了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会后，调

整方针得到了切实贯彻。到1981年底，各项主要经济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国民经济一度面临的困难局面有了根本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经济调整，全党对“左”的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这就是：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

第四，解决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是非。

完成这个任务的关键，在于必须彻底打破属于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的束缚，既要如实地指出并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正确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对建国后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党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为解决好这个问题作了准备。

此后不久，党中央便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了这项工作。1980年3月，他就《决议》的起草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1）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2）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3）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还针对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多次强调：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决议》草稿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充分吸收大家意见，集思广益，终于使多数人的意见逐步统一起来，实现了起草《决议》的目的。

在讨论《决议》时，很多同志还对华国锋所犯的“两个凡是”错误及其他错误提出了批评，并认为他不再适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本人也提出了辞去领导职务的请求。

在此基础上，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正确的结论，清理和纠正了“左”的错误；对“**”做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指出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充分阐述，庄严宣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还指出，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并对三中全会以来党重新探索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初步总结。全会同意了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此后，全党又继续努力，胜利完成了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在认真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的党委很快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要求，各级纪委都把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作为根本任务。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法规。全会还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1980年11月，陈云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进一步引起了全党对党的建设的重视。

经过几年来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面拨乱反正，十年“**”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终于得到基本消除，党和国家又重新呈现出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面貌：在思想上摆脱了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根据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进行了调整、整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国民经济经过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已经渡过了最困难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都扭转了混乱局面，走上正轨并得到一定发展，呈现出初步的繁荣景象；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党在领导拨乱反正中逐步恢复了优良传统，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更加成熟和坚强；人民军队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了军政素质。所有这一切，都使党和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具备了在历史新时期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坚实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