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加快了历史转折实现的进程。

首先是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两个凡是”的禁区开始被打破。1978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以及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终于同意由中央组织部对在“**” 中造成过重大影响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进行重新复查；批准在对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同时，对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由此，既加快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步伐，也更加激起了党内外对于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确立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强烈要求。到1978年底，中央和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的干部已有5000多名得到了安置，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也愈加高涨，从而为党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既准备了干部力量，也准备了群众基础。

其次是这一时期，党内不少同志在树立实践标准、破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对我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反思，开始改变了以往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很多同志通过对国外情况，特别是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考察了解，普遍感到了我国在经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和管理体制上的僵化落后，由此产生了加快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步伐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务虚会，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与会同志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纷纷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李先念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其后不久，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这些思想酝酿，又从方针政策上为实现历史转折作了准备。

这一期间，邓小平也在不少场合多次讲到，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快发展生产力，要认真学习、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改革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1978年9月，他在东北三省视察时，再次强调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经过一系列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这次会议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不过，华国锋只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当成一般性的工作转变，而未看到已经十分迫切的进行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任务。因此，他在讲话中没有提真理标准讨论和指导思想的转变问题，也没有提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而这是那些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与会同志不能接受的。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首先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了与会同志热烈响应，扭转了会议议程。11月25日，在与会同志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等项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又对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了热烈讨论，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大家普遍认识到进行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要求端正思想路线的呼声也更为强烈。在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与会同志又先后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经济工作面临的任务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等问题。很多同志在讨论经济问题时，都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建议。

根据大家的讨论情况，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对半年来热烈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批评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提出了解放思想和打破僵化的迫切任务。他说：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

中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他还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指出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拥护，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时也是“在‘**’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建议；审议农业问题的文件和1979年、1980年两年的经济计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认真讨论了邓小平的上述讲话，一致同意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各项重大决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选举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这次全会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成果：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方针，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一切拨乱反正的先导；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提出了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方针，从而为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能正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根据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以及世界发展的趋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到改革，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作出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措施的同时，强调必须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从而为启动农村改革提供了支持和保证。

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成果，不但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而且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道路。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