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徘徊前进

■ “两个凡是”

经过长达十年的“**”，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整个局面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党面临着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在动乱后重新走向振兴的艰巨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然而，由于这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维护和坚持“左”倾指导方针，未能顺应历史发展要求，致使党和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年徘徊。实现历史转折，不能不经历一番曲折和艰难。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立即着手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得到了人民拥护，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正当要求，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却背离了大多数人的愿望。由于这两项要求都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华国锋不允许人们这样做，因而采取了压制态度。经他批准，1977年2月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不仅压制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正当要求，也为纠正“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了禁区。为冲破这个禁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努力。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就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很快得到党内干部的热烈拥护。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在不同场合明确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先后通过宣传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等方式，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党内外的强烈呼吁声中，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全部恢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全部职务；同时也追认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0人，全国这时有党员3500多万。大会宣告了“**”的结束，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对“**”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仍然作了充分肯定。在随之

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并由以上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尽管大会没有放弃“两个凡是”方针，但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却对拨乱反正的进程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从抓教育和科技入手，通过否定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拨乱反正，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进而又影响到平反冤假错案和经济、文艺等领域的拨乱反正。

但是，这些拨乱反正，开展得都十分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两个凡是”思想的阻碍，都有人搬出毛泽东的批示或“语录”进行诘难。推翻“两个估计”，曾因是“毛主席批了的”而使人们顾虑重重；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经济领域恢复按劳分配的某些做法，有人就依据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进行反对；文艺界批判“黑线专政论”，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理论界批判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谬论，也受到了“两个凡是”方针的种种限制。这种状况使人们越来越尖锐地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纠正“**”中的错误，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力图挣脱“两个凡是”枷锁，坚持拨乱反正的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根据拨乱反正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自然而然、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就这个问题撰写文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经过多人参与，并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于次日转载。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

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但实际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并触及到盛行多年的

属于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因此，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主张的激烈争论，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还相当普遍、顽固，因而文章的观点也受到强烈指责。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人指责文章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企图压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这场讨论刚一展开即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及时的强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了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两个凡是”态度，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使坚持实事求是，主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同志受到鼓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大报继续发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中央、地方和军队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先后举办了多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甚至科技界也积极参与这一理论问题大讨论；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也以不同方式支持并参与这场讨论；从1978年7月底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立场和主张。在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场讨论迅速冲破重重阻力，蓬蓬勃勃地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场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通过确立实践标准，人们开始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拨乱反正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工作部门开始提出以事实为根据，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的要求，而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经济领域开始从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了一些过去曾遭批判的行之有效的做法；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一些地方的领导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大胆地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探索，而不顾多年来某些“本本”、教条或“禁令”的束缚。从而，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不仅使思想理论界，而且使党内许多干部，都冲破了“两个凡是”设置的禁区，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