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文革”内乱_■ 严重危害(1 / 1)

■ 严重危害

“**”是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这场“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政治上,“**”使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党和国家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遭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达九年之久,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年内根本没有召开。作为政权支柱的人民解放军被搞乱了,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机关也被“彻底砸烂”;本来就很薄弱的民主和法制基础荡然无存,蛮横批斗、随意逮捕、违法关押、任意抄家的现象极为普遍。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打砸抢成风,派仗不停,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连绵不已的动荡。仅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名单统计,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7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达3.4万多人。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总计达一亿人以上。

在经济上,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缓慢,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原来就存在的差距。“**”期间,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许多正确原则和政策,一概被当做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从积累效果上看,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时期为32元,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至197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年至1975年)时期分别降低到26元、16元。在工业上,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由1966年的34.5元降低到1976年的19.3元。在商业上,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由1957年的20元降低到1976年的9.7元。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加上因计划生育工作中断而导致的人口剧增,这十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粮食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83斤,比1966年的381斤仅高2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409斤低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3.2斤,低于1966年的3.5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5.1斤低1.9斤);棉布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23.7尺,比1966年的20尺略高一点(比最高的1959年的29.2尺却低5.5尺),其中,在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了9尺布票。居民住宅紧张,城市交通拥挤成为普遍的状况。在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1965年至1977年间,农民纯收入年平均仅增加1元多。不少地区农民辛劳一年连温饱也维持不了。解放近三十年后,仍有2.5亿农民的生活十分贫困。

这个时期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持续发展的时期。中国却未能赶上这个发展浪潮。这十年中,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世界大国已有的相当大的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差距。1965—197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国民收入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由10.1倍扩大到16.2倍,同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由0.4倍扩大到6.9倍,同联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由0.7倍扩大到4.2倍。196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3.36倍,而到1978年却只为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64%。从人均水平比较看,这种差距扩大得更厉害。邓小平后来说:“我们从1957年以后,耽误了20年,而这20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

,这是非常可惜的。”“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这是振聋发聩的深刻总结。

在科学文化上,“**”造成了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浩劫。“**”对教育、科学、文化进行所谓的“批判”和“大破”,使很大一部分教授、作家、教员、医生、演员和运动员被打成“牛鬼蛇神”,无数优秀的祖国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许多有造诣的专家受到人身污辱,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科研机构被大量撤销。十年间,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2亿3千多万,这个数字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到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在思想上,“**”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使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期间,许多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理论宣传泛滥成灾,造成民族思想上的空前混乱、精神上的空虚压抑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并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严重削弱。经过十年内乱,不仅没有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提高思想境界,出现新的社会风尚,反而使我们的党风和优良的革命传统遭到严重破坏,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大大下降。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拉帮结派,抢权夺利。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封建迷信以及各种邪恶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这些不良因素甚至破坏性因素的恶性发展,对“**”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十年中,从“**”的理论和实践的整体和全局上看,我国经历了一场内乱,国家建设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从一些局部看,从一些阶段和一些领域看,由于党和政府还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活动,由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以不同的方式对“**”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因而,“**”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在经济、科技、外交诸方面又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这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取得的主要进展是:

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增长。这十年间,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质投入不断增加。1976年与1965年相比,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增长50.8%;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6.9倍,其中,大中型拖拉机增长4.5倍;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4.9倍;化肥施用总量增长2倍;农药生产量和进口量增长90.6%;农村用电量增长4.5倍。如果不讲投入与效益的比率,单从生产总量上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197.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35.3%,平均每年递增2.8% 。 全国粮食总产量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平均每年递增3.6%。

大型工业企业有较大发展。石油工业发展较快,大庆油田形成年产原油5000万吨的大型企业,山东胜利油田、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1976年我国原油产量达8716万吨,相当于1965年的7.7倍。随着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也得到发展。冶金工业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机械工业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陕西富平压延厂、四川大足汽车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甘肃刘家峡

,湖北丹江口、葛洲坝,贵州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

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和邮电通信设施相继建成。1959年动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于1968年建成,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6700米。全长1091公里的成昆铁路于1970年全线通车。全长820公里的湘黔铁路和焦枝铁路、贵昆铁路、京原铁路、汉丹铁路等也先后建成。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于1975年建成。公路建设也有所进展。1976年,我国又建成一条纵贯八省市的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的微波通信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成一座卫星地面站。

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1966年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翌年,又发射一颗科学试验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我国成功发射了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生物技术方面, 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电子技术也有进步。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也取得了进展。

在这十年间,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动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涉外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声誉,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我国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1967年8月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制止极左行动,外交上极不正常的状态逐渐被消除。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促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思考中国的外交战略。1970年1月至2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前来中国访问。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对抗二十多年之后,走上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日本国内阁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于29日发表《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的长期敌对,开始了睦邻友好的新篇章。中美关系的转变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世界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7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获得全面发展,先后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国家建交。

外交上的重大成就和国际关系的改善,为我国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73年初,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西德、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批项目投产后,不仅扩大了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现代化生产技术水平。

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为我国开创外交新格局指出了方向。

这个时期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为“**”结束后我国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些成就和进展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而实现的,并不足以抵消“**”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更绝对不是“**”的果实。如果没有“**”的内乱和破坏,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