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结束

林彪事件发生后，随着林彪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逐步传达到基层，全国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各种问题。中央对那些卷入林彪集团活动的人和单位进行清查，并对一些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九一三事件的突发使毛泽东在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刺激。他觉察到“**”所造成的一些严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一批老干部的看法，亲自抓了对一些重要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他的这些举动，为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创造了条件。但是，毛泽东没有认识到“**”的全局性错误，也没有在这个转折关头毅然宣告结束这场“大革命”。毛泽东仍然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宣称林彪事件是激烈阶级斗争的表现，是第十次路线斗争。他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延长和加深了“**”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周恩来指出：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针对极左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对国民经济的若干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强调加强统一计划，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在工业上，整顿企业管理，反对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问题放到第一位等，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推动作用。在周恩来的努力下， 1970年至1973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由45.9亿美元上升到109.8亿美元，回升之快，为建国后少见。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重申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等。周恩来还抓了落实党的科教、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强调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敢攻关。在此期间，一度受到严重破坏的民族关系得到初步改善。周恩来的纠“左”努力，使各方面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了转机，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对此，江青一伙百般阻挠，极力反对。由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致使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被中断。

林彪事件后产生了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的党章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十大在京召开。党的十大继续肯定九大路线，肯定“**”，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十大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 ，宣称反对林彪反党集团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告关于国内任务的提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 “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增写了“**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样的内容。大会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等一批在“**”中受到打击和排斥的老干部

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十大以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凭借他们膨胀了的权势，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成了他们蓄意打倒的主要目标。他们借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和批评周恩来在11月间一次外事活动中的所谓错误为由头，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一些基层单位发动“反右倾回潮运动”。在毛泽东作了林彪是“尊孔反法”的谈话后，他们又利用批孔大做文章，在全国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是“现代的儒”，鼓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对周恩来在1972年前后恢复“**”以前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落实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重新工作等进行攻击。江青等人鼓吹“大乱是大好事”。他们的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社会上又出现了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派性斗争再起**。“批林批孔”运动使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又混乱起来，国民经济重新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觉察，对他们进行了多次批评。他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内提出了“四人帮”问题。197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意识到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了阴谋活动。此前，毛泽东已提议由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极为不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制造事端，攻击邓小平。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四人帮”当晚密谋，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想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并把周恩来撇在一边，由“四人帮”出来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此后，毛泽东几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提议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于挫败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大会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但是，这次大会是在 “批林批孔”运动中召开的，会议所作的报告、通过的决议和宪法，都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病重的周恩来继续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提出四化建设是大局的思想和要全面整顿的任务，与“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和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果断地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在经济方面，邓小平首先抓了铁路整顿。经过整顿，到4月底，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中有19个超额完成计划。接着，钢铁工业开始了整顿。邓小平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工业交通部门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形势明显好转。科技工作也开始了整顿。文艺领域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也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作为各方面整顿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继2月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后，于6月至7月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后，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

整，对于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领导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重要的文件和文章。这些文件和文章针对整个工业和科技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目标，提出了加快工业和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这些工作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的错误，恢复党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开始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 整顿在短时间内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期间代表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党内力量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经过整顿，一些地区的武斗逐步减少，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

毛泽东虽然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是正确的，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各条战线整顿的展开，势必触及“**”的“左”倾错误思想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的可能。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毛泽东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无论在他患病期间或是休养期间，仍然掌握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大权。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根据他的意见，由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处于这种完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同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隔绝的状况，他更加不能准确地了解情况，作出的决定也更容易犯错误。这期间，“四人帮”、毛远新等别有用心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11月下旬，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2月2日，经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悼念周恩来逝世的日子里，“四人帮”一伙作出种种规定，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加紧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违背党心民心，破坏了各条战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受到了广泛的抵制。尽管华国锋主持召开一系列“打招呼会”, “四人帮”又施加各种压力，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在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的愤恨越来越强烈时，《文汇报》在3月制造的两起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事件，激起了群众更大的愤怒。人们心中长期积聚又迅速发展起来的对“**”的怀疑、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拥护以及对“四人帮”的憎恶，于1976年三四月间，通过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集中地迸发出来。这个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当时，它虽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这使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党和国家身上的这个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汪东兴反复研究，决定对“四人帮”进行断然处置。10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果断采取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一举动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创造了前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