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彪之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主要是“解决刘少奇问题”。会议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批准了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作出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是“**”制造的一起最大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九大在北京举行。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旨在为“**”作理论的和历史的论证。为了说明“**”“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政治报告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作为正确的方面加以肯定；另一方面，把党在八大以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纠“左”过程）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政策和积极成果，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

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对毛泽东自1957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以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也是“**”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而要“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个夺权斗争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论述了“**的准备”、“**的过程”，在肯定“**”的所谓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任务。政治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政治报告无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规律，不顾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把“认真搞好斗、批、改”确定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并要求“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判断、提出的斗争任务、采用的斗争方法等都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基本错误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

革命。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作为完整的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和职能，是组织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繁荣社会文化，建设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没有理由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继续放在进行群众性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方面，更没有理由要去不断地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会议通过的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进总纲，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还明文写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把许多功勋卓著、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排斥在外，纳入了一批林彪、江青帮派体系的骨干。

九大的召开使“**”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地位。九大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所谓“斗、批、改”，包括开展“革命大批判”, “清理阶级队伍”,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整党建党”,“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等。“斗、批、改”运动反映了毛泽东试图在巩固“**”既成格局的基础上结束“**”的意向。但是，各项“斗、批、改”任务的提出，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表现，实际上是把“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伤害了大批干部群众。随着“斗、批、改”运动的发展，“**”所造成的动乱不仅没有停止，矛盾反而越来越多，引起和助长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通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林彪集团的权势更加扩展，他们的野心也恶性膨胀。他们意识到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为此进行了许多阴谋活动。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主要出于在九大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对林彪的不满和怀疑，也与希望建立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有关。林彪却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并表面上拥护毛泽东担任主席，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而毛泽东正是不愿看到出现这种局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一开始，林彪就抢先发言，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他反复称颂毛泽东的功绩，批驳并不存在的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的观点，提出“毛主席是天才”的论断。林

彪讲话的矛头是指向江青集团的。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林彪集团的成员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事先密谋，分别在各组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亦即攻击江青集团。华北组当晚发出会议简报，立即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把“不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毛泽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了混乱，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而对林彪则采取保护过关态度。从表面上看，九届二中全会的斗争是围绕着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展开的，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特别是九大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为标志，这场斗争实际上已转化为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

九届二中全会后，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渐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随着“批陈整风”的开展，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加快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步伐。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据点召集“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密谋，起草了《“571”工程纪要》。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他在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中说，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斗争还没有完。并指出：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叶群得知情况后，一面向林彪报告，一面与林立果加紧密谋。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接着，策划了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或叛逃国外的准备。由于毛泽东的高度政治警惕性和采取的机智措施，使林彪等人的谋害计划破产。林彪等遂于9月13日外逃叛国，机毁人亡，葬身异域。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毁弃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进行了五年的“**”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受到破坏，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的条件。人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出国；新提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从事罪恶活动。这一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一方面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分裂党和国家罪行的痛恨；另一方面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希望以此为契机对“左”倾错误进行遏止和纠正。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