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文革”内乱

■ 发动“文革”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我国发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毛泽东赋予的称呼。所以冠以“文化”二字，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随后又被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大革命”。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着剧烈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在发达国家，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的发展新潮流正在兴起。各国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世界政治呈现大动荡的局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日益扩大，严重威胁着我国安全。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公开论战，中苏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争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日益恶化。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反战运动日益高涨；左翼激进思潮在不少国家得到发展。这些情况左右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而后一方面的情况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击的国际环境下，党的领导人产生了危机感，日益担心堡垒可能从内部被攻破，同时过高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当做中国国际活动的基本方针。

“**”的发生，既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关，也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相联系，更是由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决定的。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这种极端形式，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是因为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按照他的话说，“**”的问题“是积累了多年，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九六一、一九六二这四年。”

20世纪60年代的前几年，随着经济调整的深入，在党的领导层中对国内形势调整政策产生了许多不同认识。毛泽东把与他不同的意见分歧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越来越不能容忍中央一线领导人对“大跃进”等错误的一定程度的否定和纠正。他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工人党变成修正主义了，中国党内也出了修正主义，国家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而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实际上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点燃导火索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整个写作活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由于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攻击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是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采取慎重态度，北京各报刊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由此更加深了他对北京市委以至中央一些同志的怀疑，认为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提纲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反映了党内外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于4月10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批发全党。《纪要》全盘否定三十年代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的积极作用，极力抹杀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认定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黑线专政论”的提出，为全盘否定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绩，进而否定中央一线领导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此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对彭真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进行批判。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在全党引起了巨大震动，似乎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领域，也出在党政部门、军事机关。党内弥漫着极度紧张的气氛。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并正式解除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提出：“混进党里、

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会议重新设立了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的指挥机构文化革命小组。

会议期间，江青、康生等人已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到社会上去了。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公开贴出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5月31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次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不几日，北京市委被改组，北京大学被由北京市委派驻的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这些非常措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基层党委首当其冲，普遍成为“造反”的目标。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防止混乱局面扩大，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领导“**”。 各单位群众由于对“**”的理解和所持的态度不同，很快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也日趋尖锐。党内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的争论，实际上是对进行“**”的目的和方法的争论。毛泽东先是同意派工作组的，但“后来不赞成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接着，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为了正式制定“**”的方针和措施，排除在党内遇到的“运动的阻力”,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所向。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即“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问题作出了错误的规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会议的不正常气氛也使各项议程很难展开正常的讨论，从而正式确认了发动“**”的“左”倾错误方针。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四旧”（指所谓“剥削阶级的”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炮打”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暴烈行为。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赞扬下，打人、砸物、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各级领导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社会一片混乱。9月初，根据毛泽东倡议，红卫兵开始“大串联”。红卫兵的“大串联”，不仅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更使“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急剧扩散开来。

“**”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在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中并没有得到支持。为了克服这种“阻力”,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被提了出来。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十一中全会之后，对“**”进行的又一次发动。会上，陈伯达作了《无产阶级**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会后，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普遍受到“炮打”、批判。“**”前由于缺乏有效社会机制未能解决而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畸形的状态表现出来，五花八门的群众“造反”组织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中央多次发布的关于工厂、农村开展“**”的限制性规定被打破，造反浪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

在冲击各级领导干部的过程中，各地还出现了“抓叛徒”的活动。在康生等人的诬陷下，各地先后制造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冀东叛徒集团”案、“‘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上海地下党”案、“广东地下党”案、“新疆叛徒集团”案等，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为此蒙垢受屈，以致身陷囹圄。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策划下，1月6日，上海市“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全市各单位、各部门几百名领导干部。会后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毛泽东大力支持夺权行动。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省的造反派也先后“夺权”。全国掀起了全面夺权的风暴，这就是所谓“一月革命”。

“**”及其夺权斗争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但是，在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揪斗迫害，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在党纪国法被

弃置不顾、国家的司法公安机关无法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是为一些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各种社会渣滓，提供了不受任何约束，纠合在一起施展破坏力的条件。这一股打着最“革命”的旗帜的反社会势力，成为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制造动乱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社会动乱加剧，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到批斗、打倒，武斗以至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生产建设事业受到损害。

这种局面不能不引起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的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批评围绕着三个原则性问题：第一，搞“**”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些行动当时被认为是“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了压制和打击，实际上是老同志为维护党和国家的原则而进行的“二月抗争”。此后，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对“**”不满的各级领导干部。

为保证“夺权”活动顺利进行，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军队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不久，军队任务扩大为 “三支两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做了大量工作，维护了必要的社会稳定，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减轻了“**”造成的破坏。但是，在“**”全局性的错误中，执行“三支两军”的部队和人员既缺乏思想准备，更不具备地方工作经验，加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插手，使这项工作不能不发生许多错误，给部队建设以及军地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尽管党中央为稳定局势发出一系列文件，甚至派军队介入，仍达不到预期成效。在“夺权”的旗帜下，各地普遍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或更多的派别组织。它们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都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进行造反、夺权活动，对“权”这个根本问题互不相让，争夺激烈，甚至酿成大规模武斗。林彪、江青集团火上浇油，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主张，组织数万人包围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武汉数十万军民抗议中央代表团代表谢富治、王力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七二○”事件。在此期间，还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等。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局面称为“全面内战”。

1967年夏秋出现“天下大乱”后，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号召各地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还于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他还批发了多项命令、通知、布告、通令，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保障交通运输，制止武斗蔓延。

“全面夺权”“天下大乱”的局面，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1967年底至1968年初，上海市某些群众组织相继贴出怀疑和批判江青、张春桥，反对造反派极端行径的大字报。1968年2月，外交部91名司局级干部联合贴出大字报，揭露煽动打倒陈毅的极左人物，要求陈毅回部工作。2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常委会明确提出“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类情况的不断发生，引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恐慌和仇视。3月中旬，江青等人在多处宣称，在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 “为二月逆流翻案”。 3月下旬，发生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联合制造的又一起迫害军队领导人的事件。 反击“右倾翻案风”使群众组织派性复发，一些省、市脆弱的“大联合”顷刻瓦解，内战再起。许多地区的派性争斗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大规模破坏活动。一些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派性争斗愈来愈激烈，并酿成流血冲突。1968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全国大、中、小学都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一些“老大难”单位和军事院校也派驻了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

从1967年“一月夺权”到1968年下半年，在“全面夺权”的20个月里，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或被革职罢官，或被下放管制，或被关进监狱。仅在中央文件和报刊上点名为“敌我矛盾”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就达60余人。遍及全国的“全面内战”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国民经济急剧恶化。经过持续20个月“全面夺权”的动乱，到1968年9月，全国（台湾省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取得“决定性胜利”。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命委员会内部实行有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参加的“三结合”，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以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我国的党政领导体制为前提的。它以抓阶级斗争作为基本职能，被认为是“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攻的战斗指挥部”。革命委员会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在职能、结构上的一个倒退。就当时的情况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前期的大动乱局面，填补了国家和地方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使各项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复和展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