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个趋向

经过七千人大会后半年多时间的进一步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内尤其是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在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些矛盾和分歧暂时潜伏下来。形势逐步好转以后，随着国内政策调整的进一步深入，再加上当时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以及与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渐发展起来。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进程，又发生了新的波折。

1962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工业支援农业等问题。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于是会议的重点就转为讨论阶级斗争问题。9月，党中央又召开八届十中全会。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做阶级斗争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把当时对严重困难形势的冷静估计和把困难估计够的要求斥之为“黑暗风”，把当时各地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党内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斥之为“单干风”，把彭德怀对批判他“里通外国”的申诉斥之为“翻案风”。 毛泽东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反复地提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标志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会议按照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定下的基调，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全会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对形势的分析，同时提出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本来应该继续进行的纠“左”的教训，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邓子恢等人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中上层干部，不向下传达。全会接受了这一提议。周恩来在全会的讲话，表达了与刘少奇相同的意见。毛泽东也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与之平行。这样，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就出现这样一种复杂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错误一步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维护了调整的若干具体部署，经济上的调整和恢复工作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两个方面互相矛盾，虽然后者毕竟要不断地受到前者的牵制和干扰，但矛盾还是被暂时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八届十中全会后，1963年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讨论和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草案共十条，它与同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内容亦有十条），后来被分别简称为“前十条”和“后十条”。“前十条”对我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情况。“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和社教运动性质的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此后，社教运动经过试点，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随着社教运动的全面铺开，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国际共运阵营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也使党中央把正在进行的社教运动，看做是与国际反修斗争相配合的国内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措施。防止“和平演变”、防止所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日益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关注的重点。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对整个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它的同盟者手里，要求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来部署工作。9月中旬，“后十条”修正草案正式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撇在了一边。这是导致社教运动扩大打击面的一个严重步骤。“后十条”修正草案的下发，以及在此前后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的“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和严重的发展。到1964年下半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造成了日益紧张的气氛。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文件。会议

在讨论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刘少奇在会上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或者敌我矛盾的交叉，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刘少奇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十分生气，并不点名地进行多次尖锐批评。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肯定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脱他们，但在指导思想上却更加发展了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理论。它不但片面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把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升为十几年来党的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正式明确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表明，此时毛泽东关于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矛头，不但集中指向党内各级干部，甚至指向在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这为后来的“**”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埋下了发动“**”的根子。

随着社教运动“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和1963年中苏两党争论的日趋激烈，毛泽东认为中国党内也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他把党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在调整过程中或更早一些时候提出的一些主张和建议，视作“修正主义的路线”“修正主义的思想”，并在1963年、1964年同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党的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1963年以后，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也开展了一系列错误的、日益加剧的批判。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一个材料上批示，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一批示夸大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不符合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文艺界震动很大，形势骤然紧张。中宣部于3月下旬连续召集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及党员干部开会，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界整风报告又作了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在文艺工作者中引起了更大震动。从1964年7月到1965年4月，文艺界开展了范围更大的整风，整风不但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进行，而且扩展至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

在进行文艺界整风的同时，还发动了对一大批文艺作品及其作者的批判。这些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的批判，完全颠倒了文艺界的是非。当时受到批判的绝大多数作品，是调整以来文艺界创作的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成果。少数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存在不足或缺点，本应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和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但是，当时却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般工作上的缺点看作是文艺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尖锐斗争的表现；又混淆文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把一些不合某种政治框子的作品，包括一些优秀作品，统统戴上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其作者和演员也受到打击批判。对一些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文艺理论观点，则当作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加以挞伐。

从文艺界开始的错误批判，很快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被批判的那些观点，本来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提出来的，应当而且可以在正常的气氛中进行讨论，但在当时都被扣上“修正主义观点”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的帽子。这些被批判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文化、学术领域颇有影响的领导骨干或很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他们遭批判后，或被撤销职务，或不能继续进行正常的工作。这种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给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中央一线的领导人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抓经济调整。全党上下仍然在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1962年底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好转的形势后，一种忽视经济生活的严重问题依然存在，要求上基建、上速度的倾向再度抬头。1963年9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上，在充分肯定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好转的形势同时，冷静地指出了仍然存在的问题，认为农业生产还没有全面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基础工业还很薄弱，在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方面，还需要进行大量工作，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还要花大力进行整顿，外债还没有全部偿还。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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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调整任务全面完成。全党和全国人民比较圆满地实现了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继续调整的目标。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生产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生活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已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虽然1965年全国人均粮食、食油、棉布的消费量仍略低于1957年，但由于整个经济恢复，国民收入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仍有所改善。1965年，我国提前还清全部外债。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周恩来提出从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在这样庄严的场合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任务由于“**”的发生而未能按计划付诸实施。

从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到“**”前这十年（1956～1966年），是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十年。

我国的建设在这十年中尽管经历曲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65年我国社会总产值达到2695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387亿元，比1956年分别增长了64.43%和57.26%。 十年所取得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十年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专门人才先后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以及经济、教育、科技、文艺、体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骨干力量。

十年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主要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失误，加上国际形势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十年的建设又遭到了严重挫折。同建国头八年相比，我国这个时期的建设付出的代价巨大，发展的步履相当沉重。如果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同我国大陆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这十年里逐渐与它们拉开了差距，发展更显得缓慢和滞后。

这个十年，在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两个发展趋向在十年探索过程的不同时候，呈现出不同的态势，有些时候正确的趋向占上风，有些时候错误的趋向占上风。当然，这十年里，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互相交织和渗透；有些时候两种趋向都在发展，只是在不同领域里各居主导地位。还要看到，两个发展趋向，不但共存于全党集体探索的过程，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领导人的认识发展过程。领导人的思想认识往往也有两个此消彼长的侧面，与两个发展趋向互相交织。因此，对前进道路上出现的许多曲折要作深入的具体分析。

总的说来，错误是在探索中产生的，有些错误往往是由于越过了真理的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健康发展的较快速度，这是必需的和正确的。但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承认还有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政权被颠覆的危险，这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完全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错误的。但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正确的思想观点、政策主张和做法以及艺术和学术上的不同流派、不同观点，当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反对，当做阶级斗争动向来批判，也是错误并且是极其有害的。

十年里“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的发动。当然，“**”以前的错误，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的错误等量齐观。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它的相当一部分为后来纠正“**”的错误，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准备。

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认识和经验，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有许多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这十年期间受到错误压制和批判的理论观点、思想认识，如彭德怀、张闻天、邓子恢等领导人的许多意见和主张，同样是正确的发展趋向的一部分。

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承担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和作出或由他支持的，有些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判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但是，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