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调整

在“大跃进”导致的严重挫折面前，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起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政策的调整首先从农村开始。还在八届九中全会前，1960年11月，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来纠正“共产”风，重申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到地方搞调查研究。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负责人也纷纷下去搞调查。针对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突出的平均主义问题，党中央先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规定，人民公社各级规模不宜过大，以避免在分配上将经济水平不同的社队拉平。党中央将“农业六十条”发给全体农村社员讨论，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拥护。讨论中社员群众也提出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以及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普遍要求取消食堂和供给制，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党中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群众要求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明确将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农业六十条”虽然维护了人民公社的框架，但是纠正了公社化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若干突出的错误，解决了当时群众意见最大最紧迫的问题，对于重新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粮食供应紧张是城乡经济生活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党中央采取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粮食销量的紧急措施，动员城镇人员到农村安置。广大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听从政府安排，纷纷返乡或下乡。到年底，职工比年初减少820万，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

八届九中全会后，党中央还对工业进行调整。起初，工业的调整成效不大。1961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国家计委根据这个精神，对1961年的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调整。工业调整不仅在计划指标方面，而且在企业秩序方面。针对“大跃进”给企业管理带来的许多混乱现象，党中央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不仅恢复了在“大跃进”中被废弛和搞乱了的企业规章制度，而且建立健全了一些以前不曾建立的制度。“工业七十条”的贯彻执行，使企业出现一些新气象。广大干部和职工反映，原先感到企业问题很多，脑子很乱，千头万绪，“七十条”理出头绪来了。

同经济工作相配合，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开始进行调整。这方面的调整是从制定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着手的。1961年到1962年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有关部门分别制定出“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条例。这些条例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肯定成绩，又着重指出近三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其中一个中心问题是调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指出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粗暴现象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对反右派以后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批判错了的要进行甄别，分清是非，纠正错误。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和文化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在科学研究、文艺创作上要允许自由探讨、自由竞赛，不能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在学术、艺术上的不同观点。这些条例还针对科学、教育、文化部门生

产劳动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和瞎指挥、浮夸风的问题，规定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学校以教学为主，文艺为政治服务不能理解得过于狭窄。这些条例的贯彻执行，使党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大多数知识分子心情较为舒畅，工作热情重新焕发出来。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有了转变。但是整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形势，党内外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种种疑问和不同看法。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有七千余人，通常称“七千人大会”。召开这次会议，目的在于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和提高全党的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

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近几年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刘少奇特别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

中央领导人带头认真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带头对几年来发生的问题作自我批评，使与会者解除了不少顾虑，勇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一些省的分组讨论中，与会者面对面地向省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畅所欲言，直抒己见；而不少被批评者也坦诚接受，恳切道歉，真诚作自我批评，一时间洋溢着几年来少见的宽松气氛。

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实际上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党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会议对待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的心情比较舒畅，增强了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的信心。

当然，那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刘少奇报告草稿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讲缺点过多，也不同意说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这样，提交给大会讨论的报告修改稿在一些问题上就不能不有所妥协。这也说明，当时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林彪在大会上也作了发言。他别出心裁地说，三年以来，我们在物质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这个方面将要发挥很大的作用。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缘故。林彪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与大会的气氛很不协调。但会后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却表示赞赏。此类的事情说明在中央领导层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民主空气，民主集中制仍然很难充分执行，思想上政策上还隐藏着和酝酿着一些深刻的分歧和矛盾。

七千人大会后，经济的调整和政治关系的调

整都有新的进展，在某些方面还从上到下进行了大胆探索。

七千人大会估计，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会后党中央首先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1962年2月和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认为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陈云讲了系统的意见，主张国民经济安排一个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约要五年。他提出恢复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要大规模减少城市人口，争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陈云的意见得到赞同。党中央正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制定了大幅度调整的措施：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物力、财力、人力各方面支援农业；加强财政管理，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

在实行调整的岁月里，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是领袖和人民、干部与群众休戚与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身作则，节衣缩食，党和政府的广大干部及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不畏困难，表现出高昂的精神状态，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到1962年底取得明显成效。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粮食总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均比上年增加，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其次是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并有结余，结束了连续四年赤字的状况。市场商品供应方面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开始略有上升。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1962年二三月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毅然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讲话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恩来又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一论断。这一报告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广大知识分子感到心情更加舒畅。

在政治关系的调整方面，党中央还对近几年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严重“左”倾错误进行了检查，对在政治运动当中受到伤害的党外人士进行了甄别平反，并接续1959年就已开始的摘掉右派帽子的工作，到1962年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已摘去帽子。党中央还对党内的政治关系进行了调整。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加快对几年来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对过去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个别有严重问题外，都不留“尾巴”。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

在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自身也寻找多种途径渡过难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现和推行。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种责任制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证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除了安徽以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凡是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地方，效果大都较好，很受基层干部和群众拥护。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也都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并准备在中央领导层进行研究。

1961年和1962年的调整，实质上是纠正“大跃进”以来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一些重大的“左”倾错误。这两年党对经济和社会调整的思想认识、政策主张及其实践，实际上接续了党的八大前后的探索和“大跃进”期间一度纠“左”的探索，并且在理论和思想认识上有所前进，对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新的可贵的经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