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大曲折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及不久以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很快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作了传达，引起热烈反响。在传达和讨论这两篇讲话的过程中，党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整风。1957年4月27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运动采取“开门”的形式，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对党和政府及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予以批评。党中央特别重视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专门发出了指示。从中央到地方和各个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意见。

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广大党外人士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不少意见涉及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根本评价。原来主要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来观察国内政治形势和思想动向的毛泽东，开始更多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整风中提出的意见。5月中旬，他写了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印发党内高级干部。文章认为当时的形势已经是“右派猖狂进攻”，但他们还没有达到顶点，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然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表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同一天，党中央作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对反击右派作出进一步安排。以此为标志，一场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正式开展起来。反右派斗争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也在党内，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中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工商界、科技界被当做主战场。

本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会存在怀疑甚至否定的思潮。党同这种思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是必要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同这种思潮的斗争应当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进行。党对这一点本来有清醒估计和认识，然而在整风过程中出现复杂情况后却改变了原先的判断，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并主要采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来进行的斗争，扩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从而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虽然一开始还是把他们的问题放在人民内部的范围里，但是不久以后便明确宣布右派属于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还有党内许多忠贞的同志，由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经受了长期磨难，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及家庭的悲剧，也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首先是通过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的论断，并且断言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其理论来源就在于此。其次是在政治、思想生活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贯彻执行受到很大损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在经济生活方面，农业合作社中包产到户的探索，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严厉批判；重新放开一点私营经济的设想，也被弃置；反冒进被视作右派或接近右派的语言，随后遭到批判。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以及此前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当搞得更快一些。为此，党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发动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1957年九十月间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他联系反右派斗争，认为反冒进给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整风反右把劲鼓起来了。会后，党中央公布了全会通过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全民讨论，掀起一个生产**。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要求农业和农村工作“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各地区、各部门纷纷召开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制定跃进计划。11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苏联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十五年赶超美国之后，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十五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2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中国工会八大致辞，公开宣布了这

个目标。这年冬季，各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为了进一步发动大跃进，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南宁和成都召开中央会议，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说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不得不作检讨。毛泽东还号召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

毛泽东为打开建设新局面所做的上述思考和努力，虽然有积极的一面，即希望发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传统和作风，振奋精神，寻求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从实际效果看来其消极作用十分突出。对反冒进的批判，实际上否定了“一五”时期积累起来的建设经验，助长了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同时也否定了中央集体领导的经验和智慧，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使党很难有效地防止和纠正因毛泽东个人失误而导致的党的决策的失误。因此，这个打开新局面的努力，一开始就偏离正确方向，使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误区。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而当时的宣传又片面强调总路线的中心环节是速度。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提高20%～50%。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两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实现原定十五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虚报产量、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宣扬，亩产几千斤到十几万斤的消息层出不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堂皇登报。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等各个方面也纷纷制定跃进计划，投入“大跃进”浪潮。

生产建设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生产关系急于向更高一级形式过渡，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发展。4月，党中央发出把小型农业社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办了一些大社。七八月间，报刊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思想。河南、山东等地闻风而动，开始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大跃进”运动在这年夏季达到**。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加以纠正，反而加以支持，对超乎寻常的大幅度增产假象深信不疑，预计当年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7000亿斤，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会议还作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为了完成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各地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以大炼钢铁为中心，还兴起电力、交通、水利、教育等各行业的“全民大办”，被称作“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公社，全国总农户的99%加入了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被概括成“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一般一乡一社，一个公社几千户甚至一两万户。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供给制。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公社经常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人民公社还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

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到年底，钢产量虽然勉强达到1108万吨，但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急剧膨胀，加重了国家财政支出和商品粮供应的负担，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农业、轻工业被严重冲击和挤占，直接引起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紧张。带有浓厚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对农民的剥夺，引起农民的惶恐和不满，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破坏。

1958年秋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恶果已经突现出来。党中

央和毛泽东觉察经济生活出了不少乱子，开始通过调查研究努力加以解决。1958年11月至12月，党中央先后在郑州、武昌召开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强调需要让大家冷静下来，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强调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决议还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六中全会后，各地普遍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刹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1959年二三月间，党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前段整顿公社中提出的问题，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形成十四句话作为整顿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各省市区分别召开五级或六级干部会，落实会议精神。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党中央又根据社员群众的要求，把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把不算旧账的决定改为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这受到社员群众的极大欢迎。

在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的同时，党中央还注意解决工农业生产高指标的问题。到1959年第一季度，高指标引起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供应紧张的问题，更加严重地困扰国民经济各行业。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将当年的基建投资再作压缩。此后，党中央、毛泽东决定进一步降低生产高指标，把当年钢产量指标降到1300万吨，大力抓农业生产，恢复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同时大抓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为了落实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党中央决定于7月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很好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从1958年秋冬开始，经过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强迫命令、瞎指挥得到初步遏止，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这一段的初步纠“左”，是全党“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的过程，也是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一些新的探索的过程，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具有长远意义。但是，由于毛泽东和党内许多人对错误的严重性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是根本肯定，所以纠“左”还是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此，形势远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是继续纠“左”，但是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之后，会议方向骤然改变。彭德怀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信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写信本身也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但是这件事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彭德怀以及赞同彭德怀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领导“下战书”，是右倾的表现。会议由纠“左”转而反右，展开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又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更大范围内批判彭黄张周。批判的调子也越来越高，不仅批判彭德怀等人的“右倾”，而且武断地认定彭德怀是“阴谋家”“野心家”，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全会决定把彭德怀等人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岗位，并决定把反右倾作为党当前的主要任务。

庐山会议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全国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360万人之多。反右倾斗争使反右派斗争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延伸到党内和党的领导层来。反右倾斗争还打断了经济上的纠“左”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一度有所遏止的错误又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粮、油、蔬菜、副食品极度缺乏，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受到严重危害，城乡居民普遍发生浮肿病，许多地方的农村出现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困难。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党希望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却忽视了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党试图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以为可以搬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和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搞建设，反倒强化了原有模式的弊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偏差和混乱，当时许多同志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但是或者只是把它们看作支流，或者因为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家长制和一言堂作风盛行而难以提出和坚持。这样才导致了这场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