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曲折探索

■ 良好开端

1956年，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由此开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出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缓和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向。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是冷战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亚洲和非洲国家广泛兴起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1956年下半年，埃及为收回苏伊士运河而进行的斗争震动西方世界，一些亚非新兴国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逐渐改善。其次，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完成对战后经济恢复的基础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调整内部经济结构，逐步建立战后新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社会主义各国按照经济计划，不断扩大投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统计结果显示，当时苏联经济正以超过西方主要国家两至三倍的速度发展，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英国和日本，同周边的印度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经济上更是保持了明显优势。特别是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继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人类开始利用核能的新时代之后，以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人类开始了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的进军。这些新技术革命的发生，推动各国将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开拓了人类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发展，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就中国自身而言，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种增长的起点很低，实际上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综合国力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把握历史的机遇，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就是现实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客观要求。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个目标是明确的。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却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成功地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经验，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更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七年间，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几年里，党曾经把苏联建设模式作为学习的样板。 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求。在“一五”计划建设的过程中，苏联模式在中国逐渐暴露出它的某些问题，比如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重积累、轻消费导致国民经济重要关系比例失当，管理体制因权力过分集中而显得僵死和缺乏活力。

如果说建国头几年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体验中发现了问题，那么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从外部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认识苏联模式弊端的契机。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这个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人们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这样多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将讨论结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它一方面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都是一切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报告无论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在批评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的同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于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开始了对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分别听取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讨论后得到政治局的赞同。5月2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所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验、

研究我国的实践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报告同时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非及中国和外国等方面的关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1956年1月，党中央还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分析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又针对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受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文化上作出的这些决策，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在前一阶段探索的基础上，9月15日至27日，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改进经济体制方面，要求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在国家工作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文化科学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在党的建设方面，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又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毛泽东会前就提出准备适当时候不再当党的主席，可以当名誉主席，还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这是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很有意义的一个设想。

党的八大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它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八大既肯定了前一阶段党对中国自己道路探索的成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丰富、深化了已有的认识。如果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伟大革命，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党领导的中国第二次伟大革命，那么党的八大原本是准备拉开这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序幕的。

八大之后，党沿着八大确定的正确方向继续探索。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按照八大的方针，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建设计划；一个是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八大以后调整经济关系有了初步进展，并产生了一些新思路。1956年秋冬，自由市场渐又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了较大的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也出现了“地下商店”。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的这种情况，党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十分开明的主张。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谈话，认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毛泽东甚至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刘少奇、周恩来等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同八大相比，这些思路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而且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存在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

在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党中央在八大之后提出了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农业社生产管理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不宜过大；社对队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减产扣分，深远山区也可以包产到组、到户；对队组实行按季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工到户。1956年到1957

年上半年，四川、安徽、广东、浙江、河北等不少地方的农村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这些政策和实践，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是朝向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创造性尝试。

党中央还开始酝酿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195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有关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文件草案，要求各地讨论。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小组，着手拟定这一方面改革的方案。这一改革的主要精神是改变权力过多集中于中央而地方和企业权力太少的状况，重新划分中央、地方和企业的权限，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地方和企业。中央设想的改革涉及从计划、财政、基本建设到工业、运输、邮电等十八个方面，先从工业、商业、财政三个方面展开。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这三个文件是对党的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具体化。

八大以后，党在指导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坚持八大肯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注意继续解决前一阶段得到初步遏止的急躁冒进问题。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等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和国内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强调应当把工业建设的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1957年的计划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在这个方针指导下，陈云主持制定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党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同时，根据八大的精神，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准备全党整风。

1956年6月和10月，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这年秋冬，中国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情况。一些地方发生罢工、请愿事件。在农村，夏收以后不少地方发生闹粮食、闹退社的风潮。知识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问题上发表各种意见，其中不少意见相当尖锐。

波匈事件和国内的不安定情况，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思考。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在波兰和匈牙利，一方面已经出现否定苏联和十月革命的倾向，另一方面，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照搬苏联经验、阶级斗争不彻底等错误的恶果也逐渐表露出来。对国内闹事，党中央和毛泽东着重从领导方面分析，指出其发生原因是由于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政治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工作方法不对。这表明，党试图以波匈事件为戒鉴，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缓和党和人民群众间的某些紧张状态。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时期，大家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了，人民内部矛盾不突出。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特别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他指出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肃反问题、少数人闹事问题以及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表明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这个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和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成果。

从1956年到1957年春，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多方面探索。这些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整个探索过程的一个良好开端。当然，由于实践的时间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没有牢固地确立和取得共识，许多新设想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还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因此，这个探索远未完结，它将经历很长而且很曲折的历程。

（本章完）